有一種公司叫“別人家的公司”，有一種老板叫“別人家的老板”。特別是在歲末年終曬福利的時候，這種酸溜溜的醋意會在職場的千百種行業中持續發酵好一段時間。這次，是大洋彼岸的紮克伯格引發了中國人的這種感慨。

　　12月1日，剛剛喜得千金的Facebook CEO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給女兒的一封長信中承諾，將在一生中捐出他所持有的Facebook股票的99%，根據該公司當前近3000億美元的市值計算，捐贈部分為450億美元。目的是為像他女兒Max一樣的同齡人及其後代們創造一個更健康和公平的生活環境。

　　同時，他與華裔妻子普莉希拉•陳(Priscilla Chan)發起了一個“陳-紮克伯格計劃”(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這是一家由紮克伯格夫婦控股的有限責任實體，其職責是提高人類潛能和促進社會公平。

　　當然，目前通過持有Facebook共計4.19億B類股票(每股擁有10票投票權)和大約400萬A類股票以及股東間投票協議而享有該公司53%投票權的紮克伯格在信裏稱，會在未來的許多年中繼續擔任Facebook公司的 CEO，但是他和妻子覺得信裏提到的那些事情和設想實在太重要了，不能等到老了才開始做。

　　心境、胸懷、責任感，對於初為人父的紮克伯格而言，這些精神層面的東西應該是他送給女兒最好的出生禮物。

　　寫完這封信後，紮克伯格就去休陪產假了。根據Facebook人事部門的規定，每位員工(包括男員工)均享受4個月的帶薪育嬰假期。老板的內心境界和公司的福利讓中國白領感慨良多。羨慕過後不禁冒出一句，為什么這種行為在中國富豪中難以看到?

　　的確，這被媒體稱為“裸捐”的行為大多發生在美國，而且近些年集中在互聯網公司中。最為人樂道的是當年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在宣布退休時，將580億美元的個人資產全部捐給自己和妻子名下的基金會，他們的三個子女並沒有從父親那裏得到多少財富繼承。

　　這之後，蓋茨與老朋友沃倫·巴菲特合作發起了一項名為“捐贈誓言”的活動，以此鼓勵其他億萬富豪將他們至少一半的財產捐贈給慈善事業。其實早在2010年時，紮克伯格和妻子就已經加入蓋茨和巴菲特的這個捐贈活動中，這次將“至少一半”升級為99%，從價值觀傳承的角度看是順理成章的一個選擇。

　　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也在2012年也簽署了“捐贈誓言”，事實上他已經將其擁有的129億美元財產中的大部分捐贈給了可再生能源、科學與工程教育、兒童健康等領域。甲骨文聯合創始人拉裏·埃裏森、穀歌首席執行官拉裏·佩奇、英特爾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等互聯網公司中的巨富均在踐行其慈善行動。

　　對此發現，蓋茨是在他40歲左右時才開始大規模地投入慈善事業，而身為當下很多年輕人偶像的紮克伯格今年才31歲。美國精英文化中的慈善意識養成正在呈現年輕化的趨勢。

　　其實，美國社會此前也是在家族內部代際傳承財富的傳統，打破這種傳統、大規模投身慈善事業的時間轉折點大約是從洛克菲勒、卡內基這一代企業家身上開始明顯體現出來。鋼鐵巨頭卡內基說，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而蓋茨認為，巨額財富在代表著權利的同時更意味著責任和義務。財富應當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觀點被美國精英文化普遍接受。

　　相比之下，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念更多體現在子承父業、把財產留給女子。其實並不能簡單評判中西方這兩種價值觀孰優孰劣，這只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社會發展不同階段所展現出的一種差異。即便中國商界偶爾冒出像牛根生、郭台銘、陳光標等大舉捐款做慈善的企業家，與其說他們受到的是贊譽，不如說更多的是來自網絡輿論的質疑。

　　無論從社會輿論環境，還是慈善制度、社會信任基礎、稅收制度等角度，中國的慈善環境並不具備美國時下的完善條件，價值觀念的轉變需要這些硬件設施的改編作為基礎。向“別人家的公司”、“別人家的老板”學習的背後，其實有太多環境因素的改善來支撐中國富豪們投身慈善事業。比如財政部在2009年已經允許企業以持有的股權進行公益性捐贈，但稅收減免政策、遺產稅等因素尚沒有對捐贈做出太多正向促進作用。類似的制度完善會逐漸讓做慈善不再是輿論苛求，而是水到渠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