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爱你们/ 我还是为你们祈祷/ 世人哪，不要弄污我的书——木心遗稿

2015年11月15日，木心美术馆开馆，岁序八十八龄的木心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个展。他逃席了。

“这是木心的命。”陈丹青在开馆仪式上说，“他没福气看见自己的美术馆，没福气看见他的画被这等考究地摆起来。四年前的今天，他给抬到医院，躺倒了，插了管子，满口胡话，扔下一辈子心血，统统留给美术馆。”

过世5个月前，木心亲自确认了美术馆馆址。

19岁那年，木心，一个西湖边习画的“惨绿少年”，参加了人生第一次画展。57岁那年，哈佛大学为木心举办了他平生第一次个展。74岁那年，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木心作品收藏展。79岁那年，中国大陆出版了第一本木心文集，一时风波迭起。其时，距离台湾出版他的文集已过了二十多年。

过世一年后，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成为两岸畅销书。

过世四年后，乌镇木心美术馆开馆。除了开馆特展《尼采与木心》、《林风眠与木心》，固定展区，呈现了绘画的木心、写作的木心、音乐的木心。

“我是一个人身上存在了三个人，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作家，还有一个是画家，后来画家和作家合谋把这个音乐家杀了。”——木心

音乐篇：心乱如麻听什么音乐

民国年间，乌镇有24份大户人家。站在桥头看去，那些高屋就是大户人家，1949年后悉数出走遗散了。木心的母亲为了免除“地主”成分，交出“孙家花园”，去上海投奔时在浦东高桥育民中学教书的儿子。母子相见，木心眼前母亲还戴着黑丝网手套，心里苦笑。

1956年，木心第一次被拘留，在上海第二看守所。罪名是策划偷渡。上海美专的同学偷渡未遂，检举了没有参与策划的木心。调查许久，查无实据。陈丹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平反这一说，也没有道歉这一说。就握着他的手说，你要正确对待，就这样。”

出狱前，木心听到了母亲过世的消息。在纽约人拍的纪录片中，暮年木心说：我哭得醒不过来。为什么不等到我出去以后才告诉呢，非要跑进来对我说“你妈妈死了”。

出狱后，木心在浦东寓所时常聆听贝多芬晚年四重奏，发现贝多芬已经把他心里要说的，都说了出来。日后陈丹青问作品编号，木心只说是晚年四重奏。陈丹青买到唱碟，认为就是那一曲。木心立即来听。“他好高兴，进门时居然像旋转舞这样来两下子，但是放了一听，他就说不对。”

1990年代，阿城买到了他认为最好的捷克塔里赫四重奏乐团的全本贝多芬四重奏，他介绍陈丹青去买这个版本。“后来我也买到了，听到第135，我觉得就是这个了，我就又把他叫来，我就放上听，他就不讲话了。他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他就一直不讲话。”

第三乐章照木心的说法就是慈悲，这是历经沧桑以后的一种慈悲。

陈丹青在木心的葬礼上用了这段贝多芬135号四重奏第三乐章。还有一首木心曾经点名喜欢过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慢乐章“葬礼进行曲”。

木心去世后，陈丹青才在遗稿里第一次看到他的乐谱。“他不给我看，我就没开口，但我至少听过他十次哼唱，聊高兴了，就哼自己的曲子。有一个钢琴协奏曲，一个为宋朝词牌的谱曲。一个所谓交响乐第一乐章的首段，还有一个非常快乐、激越，演奏起来属于第四乐章的那种。”

木心回乡后，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王玮达和两位作曲系青年，曾在两年期间不断恳求木心，希望他同意由他们整理乐谱。木心一再借故推脱。直到在桐乡的葬礼上，王玮达才见到了木心。

“当我眼见木心的乐谱是简谱，马上明白他为什么推脱：没有五线谱，他不好意思呀！我看着乐稿就心酸，那年月他哪里去弄五线谱啊，到美国后他似乎没再作曲，一看那纸，就是六七十年代的。”

在陈丹青记忆中，木心不断谈到音乐，但不听音乐。每次他都会说：“关了吧，我们谈话。”1983年他俩第一次长谈，陈丹青说，来，听听音乐，木心说：“哎呀，心乱如麻，听什么音乐。”

木心美术馆开馆特展，一场是林风眠与木心，一场是尼采与木心。

尼采特展展出了尼采的死亡面模、肖像、手稿，和一份很体面的尼采的乐谱本。晚间的乌镇大剧院小剧场，上演了尼采作品情景朗诵会，演奏了尼采创作的音乐——音乐的尼采也是在身后才得到演奏。 音乐木心存留于世的，仅仅是一叠纸张脆弱的简谱。刘胡轶用手机把那些乐谱偷偷拍了下来，预备回去编一编。

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刘胡轶，为木心诗歌《从前慢》配了旋律，结尾加上了蒙古的长调。这首歌使他赢得《中国好歌曲》的几轮前卫战。导师刘欢现场听后，头一句就问：谁是词作者？ “他惟一说的要求，他想看到他的画能够放得大一些。当时我们说有一个展厅我们可以跟你一起设计，看看怎样的媒体能够做得很大。他说好，我们一起犯个错误吧。”——木心美术馆设计师林兵

绘画篇：册为我的封地庞贝已是废墟

木心用“转印法”作了50幅小画，献给自己的50岁。那是“文革”末年，他悄悄约请可数的几位画友看。座中人人不说话，木心颓然而归，找了一间小酒店，把自己喝醉了。

木心七十年代的画友，上海画家陈巨源回忆道：“他很失落，认为我们不欣赏他，其实我们不是不欣赏，而是说不出好在哪里。”隔了很长时间，陈巨源写信给木心。“结果他得到信，反复地读，兴奋得不得了。”

陈巨源至今珍藏着木心的回信，毛笔字，竖写，古文长赋，自称“吾道不孤”。几年后，木心凭这批画获得了赴美签证——55岁，未婚，这样的留学生难免让签证官起疑，木心递过手制的画册，签证官换了表情。

这些画的下一批看客是陈丹青和他的画廊老板。

陈丹青和木心都是艺术学生联盟的在册学生。“这所百年老学院在曼哈顿57街第七大道，当时已经没落了，陈逸飞介绍大家去那里，签证不难，随进随出，阶段性交费，所谓学业就是画人体模特之类。一群上海人在那混，岁数最大的就是木心。”

那一年陈丹青刚刚在57街的画廊办了他的第一次个展，所以马上把木心介绍到自己的画廊。“老板看了他的画，傻掉了，一脸惊讶。后来开了会，顾虑到能懂的人太少，不易营销，结果还是放弃了。”

陈丹青头一回看木心的画，立即想到四五十年代的杭州艺专、上海艺专怎么还有“漏网之鱼”。“我非常惊讶，一部分是纸本的，明显学林风眠，当时觉得比林风眠境界大多了。更惊讶是忽然他拿出转印的那批小画，迷你型风景，几乎失去了尺寸，但图像记忆完全是北宋的，元代的，同时试图变成一种现代的个人款式。”陈丹青回忆道，“我说木心哎！你这是达·芬奇影响啊。当时我们走在马路上，他居然就在路当中站下来，非常危险呀，旁边车来车往，他说啊呀！给你看出来啦……我指的是《蒙娜丽莎》背景的山水，那种精微和广大。”

木心和他的作品被介绍给巫鸿，巫鸿的第一反应是，我给他办展览。

在哈佛一边读书一边教书的巫鸿，发现亚当斯学院有一栋从西班牙搬运过来的17世纪老房子，内中有很好的墙体可以用来办展览。没有资金，展览靠巫鸿和画家一起办。在木心个展以前有陈丹青、袁运生，在他以后有罗中立。

巫鸿开着400美元买的小车到纽约去运画：“画是放在车里的。配框的塑料玻璃板捆在车顶上，从纽约开到波士顿，中间停下，上厕所，一看，所有玻璃都给吹走了。”

巫鸿觉得这细节正是他们当时的状态，“都刚刚去美国，充满了幻想、希望。木心去哈佛大学办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蛮好玩的。”

木心写了一首《赴亚当斯阁前夕》，道尽了他的心情，“庞贝册为我的封地时，庞贝已是废墟。”

“他不要虚荣，可是又很兴奋，展览办过，却发现自己并不高兴。我为此心疼他。我们这伙小混蛋二十几岁就有展览，居然还出名，可他快六十岁了才办个展览，弄得百感交集。”陈丹青说，“我和袁运生当时有点知名，木心完全没有，我们先后在哈佛办展，木心岁数最大。他很吸引人，哈佛那边的学人都惊讶他的谈吐，应对，仪表，欣赏他的俏皮话。可是木心此后再没出席画展酒会，这是他惟一一次。”

2001年，大企业家罗伯特·罗森克兰茨收藏了木心的33幅转印法小画，然后捐给耶鲁大学美术馆，并办了高规格的捐赠特展。

购画的金额是二十多万美元。一直到他2006年回国，木心都不再焦虑下一年的开支在哪里。

转印法创作的小幅画仅3厘米宽，15厘米长，这是法比安头疼的问题。法比安是美术馆室内总设计师。最后选择部分画作平铺在展柜内，便于观众就近俯视。部分被转换成电子影像，数十倍放大，映在九米长的屏幕，将观众吞没：《大战前夜》《彼岸之光》《会走路的石头》《歌剧》《残雪和喷泉》《等待拉比》……

“他说画要经得起缩小，经得起放大，这才是真的好画。我很认同。很小的宋元山水画，美国人做成大广告，居然讯息饱满，很耐看，大画缩小，气魄也都在。”

木心生平第一次参展，是参加杭州的“元旦画展”。那一年他19岁，甚至还未考取上海美专。65年后，接近弥留的木心看到自己当年在画展上的照片，哭了。

“他看不起自己的年轻时代，老说他很傻，不懂事。但他看到那张照片时，呆愕了很久……”陈丹青目击了木心与他自己的重逢：“真是活见鬼！认出来的一瞬间，他还开玩笑，喃喃地说：嚯，神气得很呢……忽然就用手遮住脸，转过头，痛哭起来。他大半生居然没再见过自己十九岁的照片，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他真的哭起来，不可遏制地哭起来。”

“他的散文中的自传性非常稀薄，只能点点滴滴可以测知他是怎样过来的，非常不连绾，这又与目前流行的散文大异其趣。”——台湾作家郭松棻

写作篇（上）：监狱当中绝不应该写作

木心美术馆的序厅像是一个作家的文献展，而非绘画展。大橱窗的陈列主要是手稿和笔记本，唯有一件古董级达·芬奇画册，一套绘具笔墨，略见画家的身份。丝绒台上放着蒂凡尼打火机，是“文学课”结业时学生们送的。《哥伦比亚的倒影》第一稿，长卷，一气呵成，纸背是打印后废弃的英文账单。被标为木心的最后一本笔记上，赫然有苍老的字迹：

功成名就乎，壮志未酬也。

1984年，移居纽约仅两年的木心成了驰名台湾的海外作家。开馆嘉宾，当年力劝木心恢复写作的旅法画家陈英德，向木心美术馆赠送了《联合文学》的创刊号，“1984年藏品”。创刊号内云集着港台及海外知名华语作者，第一主角，却是木心。主编痖弦为他专设“散文个展”。1990年代的《联合文学》主编、《印刻》文学创办人初安民回忆， 30年前的台湾是文学时代，中国时报副刊、联合报副刊具有高垄断性，“木心一下子就出来了”。

蔡明亮说，台湾是个文学集中地，“张爱玲也是这边被看到的。”骆以军说，木心的引进，取决于老辈的大视野，他们明白：这是张爱玲、梁实秋的等级。

无巧不巧，1984年，《倾城之恋》被上海《收获》杂志刊载，张爱玲就此重返大陆阅读视野，阿城误以为她是躲在上海里弄的高手。同一年，真正长期隐在上海里弄的木心，名震彼岸文坛。

1986年，台湾推出第一本木心著作《散文一集》，接着是《琼美卡随想录》。旅居纽约的几位台湾文人为之举办了认真的座谈会。

木心在作品里坚持了很久的“隐退”，但是《同情中断录》的十篇“悼文”出来，系统性暴露了他的生活来历和精神来历——家乡、小镇，林风眠、杭州艺专、上海美专，他的第一次入狱的出卖者。

木心自己回忆道：“从1983年至1989年，纽约的华文报业是个空前的兴旺期（不意真的绝了后），那时，《中国时报》《世界日报》《华侨日报》《北美日报》，都把文艺版认真当一回事，海外的华文作者们起劲投稿，无形中存在着那么一个‘海外华文文坛’。”

木心每月都要赴“文坛”的饭局，跟夏志清、王鼎钧一干人聚会。

“1989年跟我们讲课以前，木心有过很活跃的社交生活。”陈丹青回忆说：“夏志清他们约在哥伦比亚附近的中国餐馆吃饭，夏教授是个蛮夸张的老上海人，一见木心来了，就迎过去叫道：‘伟大的木心’，还抱着木心亲一下，木心很难为情，又有点不太情愿，当然，他去时总会西装革履，皮鞋擦亮，头发梳梳好，跟人家谈笑风生。”

美术馆是一间间盒子，盛放着不同面相的木心。其中一间是“狱中手稿”。

7张木心的狱中手稿，放大了9倍，辨认起来依旧不容易。

“他是在自己的单位里面被囚禁到防空洞，要写思想汇报，要写检查交代，所以可以得到纸，可以得到笔，当然也可以得到小桌子，所以他把省下来的纸，省下来的墨水写了这个手记。”木心文学课的学生之一、画家曹立伟回忆说。

“监狱当中的写作，认真来说不是写作。第一你绝对不可能发表，第二绝对不应该写作。巫鸿年轻的时候被囚禁过，他也是反革命，他说人在监牢的时候必须做什么事情来证明‘我还在’，在身体上证明，在时间里面证明，而且记忆力格外活跃。”陈丹青说，木心在“文革”当中“隔离审查”，那时四十出头。

木心小说的英译者童明教授曾目睹手稿，并以之为题做过一个木心访问，“它一共是66页，很薄的纸，很小的字。写的两面，就是132页。如果一页按5000字计，有66万字。”

这部手稿在1990年代被带到纽约，曾在耶鲁画展上陈列。狱中手稿并未加入木心的文学阵列，但记录着木心的阅读史和精神成长史。“略微阅读几行，你就发现他谈的还是那些人：肖邦、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之类。”陈丹青说。其中的吉光片羽被发散到木心的随想录写作中和文学课讲述中。

1994年1月9日，木心在陈丹青家中给一干画家学生上了最后一堂文学课。67岁的木心坦承：“我是到了美国才发育起来的，脸上一大堆看不到的青春痘。”陈丹青偷偷录制了最后一课。“他说过好几次，说我要是不到美国，前面写的全是夹生饭，幸亏没发表，夹生饭不行的！他说，到美国才成熟起来。”

“日后木心回来定居，伏笔是他自己在1994、1995年埋下的，但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伏笔。”——陈丹青

写作篇（下）：人人都在受苦无例外

1994年冬天，木心悄然返乡，回上海，抵乌镇。回到纽约，依次写出诗体《乌镇》，散文《乌镇》，散文《上海在哪儿》。《乌镇》刊发在《中国时报》，1999年被乌镇乡党委书记陈向宏看到，木心被家乡发现。

2005年木心再探乌镇。初次见到陈向宏。

“向宏弟：去年欢晤以来，月白风清，时切驰思，我经一年加速料理在美国的事务，已基本就绪。终于可以归国还乡了。”木心在2006年6月28日的信上写道，“我垂垂老矣，最怕受生活事务上的折腾，如‘小筑’能及时弄好，眠食盥浴，就可以草创生活了。如果实在来不及，暂住旅舍我也有思想准备的。”

陈丹青事后省觉，老人迟迟不回，是在惦念大陆的出版事，惦念他是否有读者。“他永远在犹豫。很真实的原因，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很简单：他在等大陆出版他的书，出来后，回响会怎样。2006年我记得是1月6日还是7日，他的第一本书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告诉媒体：有这么一个作者。”

台湾出版木心的20年后，大陆出版了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这本集子是木心自己一手编订的篇目。《乌镇》《塔下读书处》等等身世之作都没有入列。木心再次像一个“不明飞行物”突降大陆。

于是风波陡起。误会丛生。

第一桩文字官司，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博文引发：“他的大半辈子吃了太多的苦，苦大仇深的人大约一辈子超脱不得。”

然而在1986年那次纽约木心散文座谈会上，台湾作家与朱伟的道断，完全相反：“总的印象，木心是个苦中作乐的作家，再苦再惨的事情，他根本不执著。一执著，就过分哀伤，过分去强求它的意义，甚至过分去强求生命了。”发言的人是联合国高级翻译、台湾保钓运动的精英郭松棻，曾经在《中央日报》上被称为“郭匪松棻”。

木心在遗稿中写道，“我的文章跟我的读者同龄”。被朱伟认为只是“一个文化标本”的木心，近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热情读者，多是八零后、九零后。

“他渴望知道谁是他的读者，又不肯见；他希望有人来聊天，来过后，他又失望。偶然来人有趣，但不得体，有的人得体，却又无趣，这些，他都会挑剔。寂寞时，园子里太静了，静到像要有谋杀案，可是有人来了，他又烦。”

回国后的木心，仅仅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再无“新作”，直至过世。但是他的写作从未放手。

“他从不端坐在书桌前写，任何地方他都猫着腰写，什么纸都无所谓，一直写到快死的那年。”陈丹青特别展出了木心的最后一本笔记本。从笔迹看，握笔的手已经无力。

在《联合文学》创刊号上，木心就预告了两本大的作品，一本《巴比伦语言学》，一本《瓷国回忆录》。他给自己设定的时间是五年。

“我发现的却是《三号防空洞》，两页正稿，详详细细写囚禁的感觉。但是《瓷国回忆录》他还是动手过。那天他很严重地给我打电话，声音在发抖。他从来情绪稳定，很沧桑的声音，这次不然，他说丹青啊，回忆录开始写了。我说好啊，他说你有时间吗，我读给你听，然后就很端正地念。真有点像托尔斯泰长篇那样，字句不玩精炼，实打实写细节，好多长句子、形容词……写的是什么呢？一上来就是监狱里放风的时刻。”

“人人都在受苦。”这是木心的口头禅。在遗稿中，他再次写道：“人人都在受苦。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