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佳作不断，加上频繁造访，让中国读者对这位当今世界文坛的重要作家并不陌生。这次，作为中国行的第二站，12月10日晚，托宾携其新作《诺拉·韦伯斯特》做客上海图书馆，与作家毕飞宇进行了一次关于小镇与小说创作的对话。
在托宾的生命和创作中，小镇都扮演着弥足重要的角色。他于1955年出生在爱尔兰东南部的恩尼斯科西，尽管是韦克斯福德郡的第二大城市，但人口只有10838人（2011年），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小镇。这座承载了其童年和少年时光的小镇以及其中的人和事，后来一次一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这次的新作《诺拉》，所有的故事就都是以小镇恩尼斯科西为舞台展开的。
但小镇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在托宾看来，整个爱尔兰就是一个小镇，和他的故乡一样，保持了一种缓慢和稳定的氛围。这种“缓慢”的氛围，恰恰是托宾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同样写过很多小镇生活的毕飞宇认为，“小镇是最难写的。能把小镇写好，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成熟，因为小镇也是社会关系最复杂的地方。”
托宾强调，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擅长的是刻画、描摹人物或事物缓慢的变化，它们往往要经过几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不像电影那样常常有爆炸性地一夜之间的转变。毕飞宇则表示，中国读者“太着急”，总是以炒股票面对“牛市”的心情去读小说，“恨不得一开盘就涨停，一个上午就读完”。他说，小说是需要慢的。
新书写小镇，也与遥远的公共事件相连
托宾的新书《诺拉》主角的原型就是他的母亲。1967年，托宾12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在一个单亲家庭中，他开始观察母亲的一言一行。当时家里充满了沉默，尽管也有一些对话，但这些对话，在托宾看来，并不是为了表达情感，而恰恰是为了掩盖情感。
开始从事小说写作之后，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之前，托宾不断在思考如何把爱尔兰的一个小镇里的风俗和人情变成小说的素材。当这两个因素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本即将出版的新书《诺拉》。
比如说1968年当地的一个变化，就被托宾写进了这本小说。当时，恩尼斯科西的美容店开始使用染发剂，所以很快在中年女性中染发变得流行。托宾的母亲也是这样，早上出去还是灰白的头发，回来就变成了棕色的。就是这样一些生活的细节，托宾将它们通通编织到所有关于小镇的描写中去了。
“在这本小说里，我就是通过这样的细节，来展现我母亲在两三年间的转变。我不想让她突然跑到美国去，或者再一次进入新的婚姻，我也不想让她中彩票，有突然的转机。在我的小说中，我只想在一个熟悉的小镇环境里，展现她是如何走出巨大的悲痛，怎样一点一点地变成一个全新的自我，而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托宾这样概括《诺拉》的主旨。
《诺拉》想要探索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关系。虽然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发生在家庭中，但是和整个国家发生的政治风云确实不无联系。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诺拉的一个儿子正在看电视，然后突然大叫起来，说我们正在袭击北爱尔兰。再比如，1972年的1月份，英国军队在北爱尔兰射杀了不少无辜的平民，这一事件也在书中有所体现。
“尽管对当地的群众来说，这些都是些遥远的事件，并不属于私密领域，但是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们觉得既然都是爱尔兰民族，拿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冲突、分裂和矛盾呢。所以像这种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关系，是我在小说中不断讨论的。”托宾说道。
只有在小镇，未婚先孕才会成为公共话题
同样写过很多小镇生活的毕飞宇认为，一个作家能把这乡村、小镇、城市三个地方都写好固然好，可在他看来，“小镇是最难写的。能把小镇写好，标志着一个作家的成熟，因为小镇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地方，也是社会关系最复杂的地方。”
毕飞宇的解释是，乡村只有数百人，大小和人际关系复杂程度有限，而大城市尽管能达到上千万人，但能够产生实际关系的却是非常有限，“两个办公室，仅此而已。可是一个小镇，两万或三万人，这两三万人差不多是每个人都要认识的，这里的社会人际的复杂程度，你不去写是很难想象的。”
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体现在《诺拉》中，毕飞宇提醒读者在阅读前五十页时一定要很耐心，因为里面的人名太多了，“不是托宾先生没写好，而是写得好，这就是小镇独有的风貌，（人际关系）太复杂了。”
托宾则用小说《三姐妹》中城市里的二姐怀孕事件来说明小镇带给他的特殊认知。一个女人怀孕了，这本是她一个人的事情，她个人身体的变化，但在小说中，二姐的怀孕成为她老家小镇里所有的人都会谈论的公共话题。“一个女人她私人生活中的事情居然能够引起如此大的波澜，居然能够引起公共生活中如此多的议论，这是一种巨大的、震撼的现象。”在托宾看来，这种现象只有在描写乡村和小镇才能够出现，在城市里面私人生活只是私人生活，但是在小镇里私人生活具有不可想象的重要性。”
中国读者看小说如炒股，“恨不得一开盘就涨停”
1922年爱尔兰独立以来，在托宾看来，整个社会内部的政治和文化是相当稳定的。“所以说呢，爱尔兰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小镇，它有着和小镇一样缓慢和稳定的氛围。”这种氛围被托宾非常鲜明地带到了小说中。
毕飞宇认为托宾的这种“缓慢”，正是他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作家的地方。以时钟来譬喻，毕飞宇把整个欧洲文学视为一个时钟的表盘，秒针可以是英国、法国作家，分针可以看成是德国或者西班牙作家，而时针就是托宾，“你看到的只是秒针在动，偶尔也可以注意到分针在动，但是你看不到时针在动，尤其是你在盯着它时。可当你吃完饭，与朋友聊完天，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那个原本以为不动的东西他在顽强地动。”
所以，如果要从托宾的小说中去寻找所谓小说的“节奏”，毕飞宇认为特别困难，小说写了二十页、五十页，情节并没有多少推进，“当你读了一百页，你会忽然发现，怎么动了那么多！”
毕飞宇也顺带对中国读者提出了“不满”，尤其是在读长篇小说的时候，觉得他们太着急，总是以炒股票面对“牛市”的心情去读小说，“恨不得一开盘就涨停。小说那么快，一个上午把小说看完了有意思吗？没意思。它是需要慢的，有时候我们看小说不着急，让自己的心慢下来，正是小说的趣味。”
托宾则认为，不仅是中国小说有时候过于追求快节奏或者戏剧性情节，其实美国小说也是如此。在他的阅读中，托宾经常能看到美国小说里有很多突然出现的车祸情节、性爱描写或者离婚，所以在看了十几页就已经感到很疲倦了。
托宾在自己的小说中，所希望达到的是如同绘画一样的效果。“比如说你在看维米尔、伦勃朗的肖像画，你觉得你就认识和理解画中的人物，他们的眼神里细微的表情使你可以窥探到他们的内心。我就是想用小说达到同样的效果。我要用非常缓慢的节奏，一笔一笔地把一个人物的形象塑造起来。”所以托宾自己概括下来，他的小说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缓慢和稳定的格局，另一个就是所创造的人物要是有深度，有历史，有内心，有灾难，有痛苦，但是也有很多精神内核的完整的人。
作家有权利在作品中呈现欲望在中国是进步
当天的主持人、作家走走在最后提出的关于欲望的话题，让托宾在旁边连说“好问题，好问题”。走走认为，毕飞宇和托宾对于欲望的处理完全不同，“毕飞宇用了很肉欲的方式写了一群人的欲望灰飞烟灭的过程，而托宾则是用很清心寡欲的方式去在写欲望的复苏。”
毕飞宇先是反问走走，肉欲在她那里是好词还是坏词，当走走以“不存在好坏，就像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那样，就很肉欲”来回答时，毕飞宇又把头阵推给了托宾。
托宾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对走走的看法表示赞同，在《诺拉》中，因为描写的是一个中年丧夫的女性，所以性爱的场景没有出现，但是在《布鲁克林》中则是充满了欲望了潜流。为了写其中女主的第一次性经历，托宾甚至去问他的女性朋友，“她们都给了我不同的回答，所以我的研究经历也是很有趣。”
但是托宾对于性爱场景的描写有着自己的一些原则，他拒绝使用任何的明喻或者暗语，比如将性爱经历比作海洋的波浪啊、夏季的清晨啊。“我只是把其中发生的具体的事情忠实地、细致地描绘，比如说手在什么位置，或者某个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接下来让这些场景立体起来的任务完全在读者的想象中就可以实现。”
毕飞宇在托宾回答这个问题时，回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进展。“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作家面对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欲望。”他也提醒我们注意1990年代末期，中国作家提的最多的就是“欲望化写作”。
毕飞宇认为“欲望化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这么一个漫长的岁月里面，我们有谁重视过人的欲望，有谁给予过欲望合法的权利。到了新时期以来，作家有权利在作品中呈现这个欲望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毕飞宇特别推崇莫言，从1980年代初一直到莫言获诺奖，他不断告诉别人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是莫言，原因就是莫言作为当代作家，“在这样一个耻感的文化内部，他肆无忌惮地呈现了肉体、欲望、血管内部奔涌的血和心跳。”但是在莫言获诺奖后，毕飞宇就很少公开谈论莫言了，“因为在今天（他获奖后）谈论莫言是危险的。”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因为托宾在多个地区的高校教授创意写作，所以有观众又抛出了那个“作家能否培养的问题”，认为创意写作只是对写作技能的培养而已，而无助于作家艺术性的塑造。
托宾认为对于写作有四个关键的要素，即天赋、智力、直觉和判断力，“创意写作项目可能无法使你的天赋、智力和直觉有显著的提高，但对于一个作家判断力，比如作品优劣的问题，是可以有帮助的。”在托宾看来，参与创意写作是具有一定的门槛的，它只能针对部分的问题给出部分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先天条件要好，然后可以得到提高，但是它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