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推定秦东陵四号陵园是宣太后的归宿（图为秦东陵四号陵园建筑遗址）

秦东陵一号墓出土有“相邦薛君”字样铭文的漆木高足豆

“廿一年相邦冉戈”（秦昭襄王二十一年相邦魏冉监制的青铜戈）

       编者按
　　电视剧《芈月传》热播后，引起广大观众对秦朝历史特别是宣太后时代史事的强烈关注。事实上，这段历史由于相关记载语焉不详，很多历史细节尚不为人知。本刊特约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对宣太后其人及战国时期相关史实进行梳理，希望对读者了解这一风云际会的时代有所助益。
　　宣太后芈姓，出身楚国。她在秦国经历的政治人生，与秦惠文王执政至秦昭襄王执政时期秦迅速强国的历史轨迹同步。她曾经主持秦国政治数十年，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即“海内争于战功”，各大国“务在强兵并敌”（《史记·六国年表》），“追亡逐北”“宰割天下”（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昭襄业帝”的评价（《史记·太史公自序》），肯定了这一时期秦人的历史成就对于后来实现统一的意义。而宣太后也是秦始皇帝业的奠基人之一。
　　古史第一位“太后”
　　秦与楚，都曾处于与中原文化重心有一定距离的边远地方，相继迅速崛起，形成了政治强势。如《荀子·王霸》所谓“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秦昭襄王曾经承认“秦国辟远”（《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楚怀王也自称“此僻陋之国”（《史记·张仪列传》）。楚人曾有“敝邑之王”，“诸侯远我”的自卑（《史记·楚世家》），秦孝公也曾发表“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感叹（《史记·秦本纪》）。“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正是在楚“与秦亲”的形势下，后来成为宣太后的芈姓楚女出嫁秦国。
　　秦楚通婚，久有传统，张仪曾建议楚怀王：“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史记·张仪列传》）。此前则有楚平王使人往秦国为太子娶妇，得知“秦女好”，竟然“自娶秦女”，“更为太子娶”的故事（《史记·楚世家》）。著名的嫁为秦妇的楚女，则有后来成为秦孝文王后的华阳夫人。秦孝文王是秦昭襄王的继承人。吕不韦进行政治投资，支持异人谋求成为王位继承人的机会。他让异人穿“楚服”谒见“无子”的华阳夫人，果然博得其欢心：“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汉代学者高诱解释说：“楚服，盛服。”“以王后楚人，故服楚制以说之。”（《战国策·秦策五》）衣“楚服”即“盛服”可以打动离乡多年的楚女之心，是因为楚人有喜好华丽服饰的风习。
　　秦惠文王去世，秦武王即位。这是秦国第二代称“王”的君主，他在执政的第四年与力士“举鼎”因意外事故致胫骨骨折去世。“武王有力好戏”，几位力士“皆至大官”。这一情形并不能说明秦武王是无能的昏主。“好力”其实是秦文化的传统倾向。秦武王在短暂的四年内，有与魏王和韩王的成功会盟，表达了“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的雄心，并出军拔取宜阳，逼近周王室所在洛阳。对义渠也予以攻伐（《史记·秦本纪》）。对于秦国的持续进取与不断扩张，秦武王有积极有效的推进。《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都突出记录了秦武王二年（前309）“初置丞相”事，前者还记载：“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初置丞相”是对后世有长久影响的重要的制度发明。秦武王“伐义渠”“窥周室”，成为后来秦昭襄王时“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的历史先声。贾谊《过秦论》总结秦始皇事业，有“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语，所谓“六世”，裴骃《集解》引张晏的解说：“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显然是包括秦武王的。
　　秦武王无子，秦昭襄王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魏冉是宣太后的异父长弟，“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宣太后和魏冉的合作，确定了秦昭襄王的地位，消除了权力接递时节的政治危机，姐弟两人结成的强势组合，一时“威振秦国”（《史记·穰侯列传》）。秦史于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宣太后”名号，就现有资料看，是中国出现“太后”称谓最早的实例。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一“太后”条写道：“《史记·秦本纪》曰：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王母于是始以为称。”“是太后之号，自秦昭王始也。”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一一《事物考》也说：“秦昭王母芈氏，号宣太后。是太后之号始于此也。”后世历朝多次出现的“太后”干政甚至主政的情形，也实自“宣太后”始。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太后”，这位女性的政治表现在许多方面也堪称第一。
　　宣太后时代秦国力的兴盛
　　宣太后将国家管理权力全面交给秦昭襄王，马非百《秦集史》以为“当是时，昭王四十一年也”（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6页）。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可以理解“昭王已立三十六年”时，开始考虑削弱宣太后的权势。这位女子执政长久，秦人取得的“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以及“数困三晋”等成就，都是在“秦太后、穰侯用事，……卒无秦王”的阶段实现的，都可以看作宣太后时代秦人向东挺进的胜利。
　　在宣太后主政时期，秦史频见军事告捷与政治成功。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自秦昭襄王元年（前306）至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对魏、韩、楚、齐、赵多次主动攻击，可统计的“斩首”记录合计43万。二十九年（前278）白起攻楚，占领郢，迫使“楚王走”。这是战国时期秦军远征第一次攻陷敌国都城。二十七年（前280））“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三十年（前277）“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都是在远离秦本土关中的地方发起大规模进攻。后来指挥长平决战，歼灭赵军主力40余万人的名将白起，作为军事明星在宣太后时代即已开始上升。“十三年，……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二十七年，……白起攻赵”，二十八年（前279）和二十九年（前278）“攻楚”，白起已经以“大良造”身份统率远征军了。在“取郢”之后，白起得到了“武安君”的封号。
　　秦昭襄王九年（前298），“孟尝君薛文来相秦”，是秦国引入东方人才推动行政进步的特例。这一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得到秦东陵1号墓出土文物的证明。“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十一年（前296），秦抗击了“齐、韩、魏、赵、宋、中山”联军的进犯，又与韩、魏单独媾和，使得攻秦军事同盟解体。十七年（前290）“东周君来朝”，二十九年（前278）“周君来”，则都是重要的外交成功。十二年（前295），“予楚粟五万石”，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物资援助。
　　商鞅变法显著推动了秦富国强兵的进程。但正如司马迁所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其诸多言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他感叹道：“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在秦“受恶名”，但是正如《韩非子·定法》所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宣太后亲身经历过“车裂商君”事件，对于秦惠文王处死商鞅但坚持贯彻“商君法”的政策把握可能有较深层次的理解。《韩非子·和氏》：“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韩非子·问田》也说：“秦行商君而富强。”宣太后时代仍然坚持了“行商君法”的政治方向。著名的蔡泽与范雎的对话，七次说到“商君”，都认为他“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为人臣尽忠致功”。蔡泽甚至赞誉商鞅：“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强兵，批患折难，广地殖谷，富国足家，强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内，功彰万里之外，声名光辉传于千世。”又说：“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可见宣太后时代秦国的社会舆论，对商鞅的“忠”与“功”是正面肯定并给予同情。宣太后因推行“商君法”非常坚定，对商鞅的认识和评价也许较秦惠文王时代更为客观公允。
　　“义渠戎”问题
　　秦文化深受西戎文化影响，东方国家长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秦人因为突出的进取精神和英雄主义，被东方人看作“虎狼之国”（《史记·苏秦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孟尝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但正是这种文化特征，成为秦得以通过战争手段和军事方式实现统一的重要因素。
　　《史记·匈奴列传》说，“义渠”为“西戎八国”之一，在“岐、梁山、泾、漆之北”。据《史记·六国年表》，秦厉共公六年（前471）“义渠来赂”。秦躁公十三年（前430），“义渠伐秦，侵之渭阳。”秦与义渠之间，实力强弱与攻守关系有反复变化。秦惠文王时，秦与义渠的关系因秦国力的上升出现新的形势。秦惠文王七年（前331），“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义渠君为臣。”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王北游戎地，至河上。”秦惠文王通过义渠控制的地方北至“河上”。这正是芈八子为“惠王之妃”（《史记·穰侯列传》司马贞《索隐》）时。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年），“侵义渠，得二十五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秦占有了今陇东、陕北和宁夏大部地方，直接与草原胡族接境。
　　当时，范雎见秦昭襄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这段文字，说明“义渠之事”是当时军国公务中最“急”的大事。秦昭襄王虽参与处置，但是需频繁请示太后。宣太后无疑是处理义渠问题的最高决策者。“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这一决定秦西北方向战略形势的军事行为，由宣太后主持策划和指挥。
　　宣太后以“起兵伐残”的方式解决了义渠问题，即大致控制了西北方面。从魏国得到的西河、上郡以及此次平定的陇西、北地，成为秦稳定的后方。秦军东进因此不再有后顾之忧。正如《后汉书·西羌传》所说：“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秦惠文王时代兼并巴蜀，宣太后作为“惠王之妃”，应当亲历了这一成功的战略决策的形成。此后，“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史记·张仪列传》）而对于秦的北方和西北方的进取，宣太后的成功，其意义可能并不逊于她的夫君对巴蜀的兼并。宣太后实现对上郡、北地的控制，创造了使秦国上层执政集团可以跨多纬度空间控制，实现对游牧区、农牧并作区、粟作区、麦作区以及稻作区兼行管理的条件。这是后来对统一王朝不同生态区和经济区实施全面行政领导的前期演习。当时的东方六国，没有一个国家具备从事这种政治实践的条件。
　　关于“昭襄业帝”
　　《史记》有“昭襄业帝”的说法。另一例“业帝”字样的出现，也见于《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称颂刘邦击败项羽随即建国的功绩：“诛籍业帝，天下惟宁。”其实，更早使用“业帝”这一语汇的，是与宣太后同时的名臣蔡泽。《战国策·秦策三》记载，蔡泽与范雎交谈时，说到名将白起的战功：“楚地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再战烧夷陵，南并蜀汉，又越韩魏，攻强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沸声若雷，使秦业帝。”而《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记述是：“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又越韩、魏而攻强赵，北阬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可见，所谓“昭襄业帝”，就是说秦昭襄王时代“使秦有帝业”。而我们知道，蔡泽说这番话的时候，距离范雎对秦昭襄王说“闻秦之有太后……，不闻其有王也”，不过数年。大致可以说，“使秦有帝业”的形势，主要是在“太后擅行不顾”，而“无王”的条件下生成的。
　　秦昭襄王时曾经称“帝”。《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秦王称“东帝”，齐王称“西帝”的史事：“（秦昭襄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史记·赵世家》说：“秦自置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湣王说：“秦使魏冉致帝。”可知秦、齐短暂称帝，是“秦自置为西帝”在先，而秦“致帝”于齐，应当是为了战略合作的需要。秦昭襄王十九年（前288）“自置为西帝”，无疑是由宣太后亲自设计并操作。
　　苏秦曾经对秦惠文王说：“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苏秦列传》）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秦惠文王初有“称帝”的雄心，到秦昭襄王虽然短暂却明确宣布了“西帝”称号，直至宣太后最终移交最高执政权时，已经实现“秦地半天下”（《史记·张仪列传》）的局面，从而为秦始皇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昭襄业帝”的历史功绩，其实主要是宣太后完成的。
　　性情“芈八子”
　　《史记·匈奴列传》说：“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同时又叙说了秦与义渠关系史的背景：东周以来，“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而多次“义渠侵秦”，“义渠败秦师”战事，也在秦史中留下了深刻记忆。宣太后能够纵私情而不避忌对方的异族身份，又能够断然以所谓“诈而杀”或说“诱杀”的方式即利用情感力量结束情爱对象的生命，以谋取军事胜利。作为王族女子，其性格的奇悍令人惊异。不过，在回顾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她可能的婚嫁年代应当大致与“魏夫人来”即惠文后入秦的秦惠文王四年（前334）（《史记·六国年表》）相当或稍后。“诱杀义渠王”的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距离此时已经有62年之久。也就是说，她最终解决“义渠之事”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妪。注意这样的背景，或许可以较好地理解她的冷静、多谋与果决。
　　义渠王与宣太后的“通”与“乱”曾引起史家关注。历史文献还保留了宣太后其他相关事迹。《战国策·秦策二》有“秦宣太后爱魏丑夫”条，其中写道：“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丑夫深为忧虑。庸芮为他劝说太后：“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说：“无知也。”庸芮说：“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于是，“太后曰：‘善。’乃止。”宣太后个人私爱，全不避外人，令“生所爱”在其死后“为殉”的愿望，竟公然以“令”的形式发布。又如《韩策二》记载：“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而秦军临近战场的部队却按兵不动。“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这些话为宣太后得知，她说：“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于是“召尚子入”。宣太后对尚靳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宣太后以关涉性爱隐私的话语介入外交会谈，在历史记载中绝无仅有。难怪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一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宣太后有关性情的特殊表现，确实堪称“大奇”。这可能与社会风尚方面“秦与戎翟同俗”（《史记·魏世家》）有关。而她的出身地楚国，也同样是“诸侯远我”的“僻陋之国”。秦始皇会稽刻石“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及睡虎地秦简《语书》要求“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等文字作为楚地民俗史料的意义，都值得我们重视。此外，我们都记得汉武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的名言（《汉书·武帝纪》）。宣太后或许正是“大奇”之人创“大奇”之功，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在认识她所“立”政治“功名”的同时，理解她情爱方面的“负俗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