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之初，首重正朔，今新历已颁，凡属国民，均应遵守。现在一月已过，本无复有新年，乃见街上贴有接写新年挥春等告白，此等行为无非出于图利，显系误导国民恢复旧历，实属有骇视听，无知之徒，不难因此相率举行贺年之事……”亲爱的读者，这一段半文半白且又措辞严厉的文字，是我从1913年旧历年前夕广东省警察厅颁布的公告上摘抄下来的。那一年的春节，广州的老百姓过得格外憋屈，由于官方一意孤行，禁过春节，大家只能偷偷贴春联、放鞭炮、烧香迎财神，还得小心提防警察厅的耳目，否则一旦被发现，没准就得到“号子”里过年了。官方为何如此与春节过不去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段八卦吧。
　   昔景
　　船头船尾挂红纸
　　大小家什贴福字
　　一说起广东人过年，我们耳朵边马上就会响起“年廿三，谢灶君；年廿四，开油镬；年廿五，蒸年糕；年廿六，扫房屋；年廿七，执归一；年廿八，洗邋遢；年廿九，贴春联；年三十，团年饭”的童谣，但百多年前的广州人过年是怎样的景象呢？在19世纪中期来穗的传教士卫三畏所著的《中国总论》一书中有十分写实的记载。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人们了结债务的迫切。“满街人群来往匆匆，以了结压在他们身上的许多事情”，“当铺总是十分拥挤”，而一旦遇到不愿还债的人，债主还有办法，就是“将欠债人店铺或住宅的门搬走，于是街上游荡的恶鬼、饿鬼可以乘机溜进来，福气就不会再来找他了”，这虽然是个损招，但用起来常有奇效。
　　了结债务毕竟是小部分人的事情，市井平民最忙碌的还是写春联放爆竹。船民们“将红纸贴在船上每块板、每支桨和橹上面，船尾还挂了几十条，让船在喜庆之中飘荡”；农民“将‘福’字贴在谷仓、树木、篱笆、篮子以及其他一切农具上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值得祝福”；城里的老百姓大放鞭炮，“一串串鞭炮挂在门柱上点燃，送旧岁，迎新年，驱逐恶鬼，燃放后的爆竹残余铺满街道，一周后农民进入广州城，可以弄到几百担做肥料”。
　　等到了新年早晨，人人穿起了新衣，实在买不起的就租一套来穿，因而“主人几乎认不出衣袍一新的家仆”了，街上朋友相见，则彼此连连作揖，“比赛着看谁更谦恭有礼”。
　　卫三畏的文字虽然平实，但仔细多读几遍，就能真切感受到昔日广州城特有的年味儿，说实话，现在我们过年虽然热闹，但这股子“热闹中带着敬畏”的年味儿却已杳无踪迹了。
　　变故
　　官员学生没假放 鞭炮春联全被禁
　　时至今日，我们不会觉得“过年”和“过春节”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其实，“过年”的说法早已有之，“春节”的说法却只有100多年的历史。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宣布改用阳历，以阳历1月1日为元旦。本来，从汉朝开始直到清末，“元旦”一直是用来称呼农历正月初一的，这下，“元旦”的说法被新历拿了去，那农历正月初一又该叫什么呢？直到次年7月，北洋政府批准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这事才算有了个说法。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从1912年1月2日改用公历，到1913年7月批准春节假期，中间有一段挺长的“空窗期”，这两个旧历年老百姓是怎么过的呢？由于1912年年初广东军政府刚刚成立，所以我能查到的官方资料不多，等到了1913年，官方的态度可就严苛多了，压根就是不许老百姓过年。当年1月，广东警察厅就发布布告，严禁过旧历年。布告中写道：“立国之初，首重正朔，今新历已颁，凡属国民，均应遵守。现在一月已过，本无复有新年，乃见街上贴有接写新年挥春等告白，此等行为无非出于图利……显系误导国民恢复旧历，实属有骇视听……除通过严行制止外，特开诚布告，我粤人开通最早，当不为若辈所惑，特此通告。”
　　警察厅可不是说说就算的，他们派出了督查小分队，天天沿街巡视，有人卖春联贴春联，抓；有人放爆竹挂彩灯，强行没收；有学校在除夕夜给学生放假，把校长叫去严加斥责；有公务员“过年”期间不来上班，敲了他饭碗……总而言之，官方明言谁要过年谁就是反对民国的封建落后分子，这帽子扣得也真是够大的。
　　官方不许过年，街上大为冷清，可真把全城老百姓憋坏了。可就在这么严苛的气氛下，大家依旧偷办年货，庆贺旧历年，广三铁路还特地于除夕增加“春运班次”，方便人们回家过年。到了1914年，大家名正言顺可以过春节了，于是“家家爆竹，户户桃符，大小商场一律休业数天，熙来攘往，遇人即相庆祝，皆说吉祥话，居然尽复旧观矣”，官场中人“皆停止办公三天，表面上虽不庆祝，然员司往来仍互相贺岁也”，比较倒霉的是学界，由于教育司长先期发布通告，大年初一不许放假，故此大家都照常上学，直到后来省长告知，阴历正月初一作为春节，可放假一天，故此后来补假一天，为此校长们可没少抱怨那些当官的，说他们自己偷偷放假，却不许学界休假，实在“不近人情”，总之，对每个人来说，过年都是大件事，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会引起情绪的涟漪。考虑到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任何“不许百姓过年”的政策，都近乎不切实际的狂想。
　　波折
　　春节再度被禁
　　仍旧不了了之
　　1914年春节开禁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官方过新历年，一到元旦张灯结彩，团拜庆贺，开茶话会，甚至到了1月15日还会庆贺“新元宵”，奈何这“新元宵”老是赶不上趟，有时天上只有个月牙呢，“新元宵”就到了，弄得人们都不好意思过节；百姓还是热衷于过旧历年，到了年关，商铺休业，家家狂欢，马路边堆满年货，花市照样人如潮涌，民间这才有了“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的俗谚，话儿虽然说得不够雅，倒也反映了当时“官家年”和“百姓年”保持一定平衡的格局。
　　到了1928年，这个平衡再次被打破了。当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提交“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并制定了具体办法，严令“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将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及习俗上点缀品、销售品一律加以指导改良”，同时“取缔婚丧柬帖及讣闻之沿用旧历”，该提案中的“国历”即为公历，随后，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历年。
　　为此，国民政府不但要求各报大力宣传，各机关学校通令“不得放假”，邮局在旧历年前夕半个月就拒绝收发贺年卡片，工厂向工人支付双倍薪水，以保证不停工。翻开与之同时的《广东省政府公报》，从1930年第38期的《令各县市党部为令知旧历不准放假由》到1931年第143期的《令禁旧历新年休假》到1933年第214期的《令禁印售旧历通书》，几乎每一年都有“不许过年”的禁令。
　　有趣的是，就算是不遗余力鼓吹新历年之科学、旧历年之愚昧的报纸，到了旧历年底往往也会无奈停刊。因为就算编报纸的人放弃休假，印刷工和送报工也要回家过年呢，他们是升斗小民，官方“不许过年”的禁令一向奈何不了他们。当时的另外一个趣闻是，很多女校原本遵循官方命令照常上课，可刚上半天课，又被“解放”回家了，因为刷马桶的女工“一意孤行”，回家过年去了。民俗力量如此强大，官方勉强支撑了几年，到1934年后，就再也不强力干涉老百姓“过年”了，这次“废除旧历”的改革再次碰了一鼻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