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國務院任免名單頗有看點：四名地方副部高曉兵、曹衛星、黃潤秋、秦博勇同時進京入職。

　　央地交流由來已久，近期，中央“空降”地方任職的大員不少，比如住建部副部長王寧出任福建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新華社副社長于紹良出任湖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中央黨校校務委員梁言順出任甘肅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有中央下派到地方，自然就有從地方調往中央，不少小伙伴們認為這不足為奇。

　　下派和上調是一個有機循環的過程，很多領導干部本來就是從中央派出去的，家在北京，下去經受了鍛煉、豐富了履歷，調回北京工作也合乎情理，比如高曉兵，2010年從鐵道部政治部主任的崗位上調任山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此次回京出任民政部副部長。她50歲出頭，調任山東時年齡也不大，又擔任組織部長這樣的要職，可見當年是被重點培養的對象。

　　另外三位經歷可完全不同，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干部，從來沒有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過，可謂生于地方、長于地方。長安街知事發現，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黨外代表人士。

　　曹衛星

　　江蘇省副省長曹衛星被任命為國土資源部副部長，他是民盟江蘇省委主委，從政之前曾任南京農業大學的副校長。

　　秦博勇

　　河北省副省長秦博勇被任命為審計署副審計長，她是民建河北省委主委。

　　黃潤秋

　　稍有特別的是黃潤秋，進京前，他擔任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九三學社四川省委主委，沒有政府職務。如今他則出任中央實職副部——環保部副部長。

　　小伙伴們有所不知，黃潤秋可是我國地質研究領域的頂級專家，他每年堅持3個月以上的野外工作，歷經多次生命威脅：從馬背上掉下來，險些摔下數百米深的峽谷；癡情于地質調查，直到數十響開山炮在離他僅十余米的距離爆炸才驚醒。汶川地震后，他曾組織編制災后恢復重建地質災害防治專項規劃，贏得了業界廣泛贊譽。

　　近幾年，中央一直在加大對黨外干部的培養選拔力度，《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就提出，要合理配備女干部、少數民族干部和非中共黨員干部。在大家的印象中，省級政府副職中配備黨外領導的情形較多，比如曹衛星、秦博勇就是黨外副省長，而中央部門的黨外副職則很少為人所知，公開報道也不多，事實上其中也頗有講究。

　　一般來說，除政府班子之外，政府部門也可以積極配備黨外干部擔任領導職務，基于黨外人士普遍具有較強的學術研究水平和參政議政能力等特點，通常會在行政執法監督、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緊密聯系知識分子和專業技術性強的部門重點配備，上述三位就職的環保部、國土部和審計署正是如此。

　　與此同時，某一部門的黨外人士領導干部離任或出缺后，遞補而上的大多也是黨外人士，以保持選拔培養的連續性，比如黃潤秋此次接替的吳曉青，就是民建中央的副主席。

　　調查顯示，目前黨外干部規模不小、人才不少，但高層次人才儲備不足，因此要重點加強中高級黨外干部的培養選拔。選拔這些干部用于何處呢？請大家自覺學習一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從黨外人士到黨外代表人士，兩字之差，意義大不一樣。代表人士絕不是一天就能煉成的，往往要先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和黨派中擁有較高聲望，同時還要在政府機關有過歷練，熟悉、擁護中共的各項制度，在這一成長過程中，顯然就少不了組織培養。

　　這里還要說一個大背景，明年是黨派中央的換屆節點，培養選拔高層次黨外干部更加迫在眉睫。在國家機關配備黨外副職，不僅能豐富領導班子的結構，更是為黨派中央積攢后備力量，許多黨外代表人士的任職經歷正說明了這一點。比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2000年從湖北高院副院長調任最高法副院長，并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10年后晉升副國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1998年從四川省政協副主席調任監察部副部長，10年后晉升副國級。

　　此次進京任職的秦博勇出生于1964年，黃潤秋出生于1963年，都是副部級黨派領導中的“年輕人”，他們的履新給人以更多期待。

　　長安街知事發現，近期進京任職的地方干部確實不少，比如成都市紀委書記鄧修明調任中央國家機關紀工委書記，重慶副市長劉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基層經歷豐富的他們，顯然能為大機關注入一些新的活力，這也充分地說明中央選任干部“五湖四海”的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