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总人口超过13.6亿，其中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2.1亿，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这两项指标都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的“红线”。

　　人口结构老化，人口红利结束后该怎么办？

　　易富贤研究人口政策十余年。根据他的研究，中国经济在1978～2011年间能够持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年轻化的劳动力结构。但是从2011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突然下滑，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力减少。

　　按照他的预测，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与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降至7.5，2021年将降至4.2，这相当于日本1992年的情况，如果不能很好应对，有可能会爆发日本1992年的危机。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兼CEO梁建章看来，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结构和素质，但现在中国人口结构“已经恶化”。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在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比1990年代出生的人口多了30%～40%，而相比前几代人，90后人口数量“可以说是断崖式减少”。

　　梁建章表示，虽然全面放开“二孩”后，很多人会“补生”，可能会迎来几年的红利期，但当本身数量就少很多的90后成为社会生育的主流人群后，婴儿出生率和出生数量将会更低。

　　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拖累了经济发展速度。根据易富贤和梁建章等人的研究，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将会对社会创新和大众创业带来负面影响。

　　梁建章以东北地区为例解释说，东北地区集中了很多国企，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很好的地区；再加上资源丰富的地区一般缺乏创新活力，所以东北地区经济缺乏足够的年轻人引领创新，由此导致经济衰退。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担心，中国没有完成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实质上已经是“未富先老”。

　　面对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中国该如何走出“低生育率陷阱”？

　　目前80后、90后普遍生育意愿较低，生活成本较高，梁建章认为，未来需要更多地考虑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只有人口结构年轻化，社会和市场的创新活力才会释放。

　　“首先教育资源要公平，其次是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住房要保证。”杨燕绥说。但这些想法落地面临着巨大困难。杨燕绥指出，虽然我国设立了专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但这个部门难以协调其他部门，导致“政出多门”。

　　梁建章认为，放开户籍制度管理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出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住在大城市，如果不放开户籍限制，他们就很难在大城市生儿育女，因为在这些城市难落户，家庭住房、小孩上学等都会成问题。

　　但他提醒，户籍管理的放开要与城市规划同步，比如需要考虑如何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如何增加大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供应，如何改善交通，治疗“大城市病”。

　　老年人都是包袱吗？杨燕绥认为未必。未来可以通过挖掘“银发经济”拉动经济，以减轻年轻人养老负担，实现养老压力的代际平衡。在她看来，迎接未来的“银发经济”需要决策者提前做好准备，实现“有备而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