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作家饶佳荣的一篇微博文章《质疑出版社：要个印数和销售数这么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也将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图书印数分歧再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而今年3月，作者徐沪生与某民营公司在《让未来的你，感谢现在的自己》一书的印数上也发生分歧，徐声称要付诸法律途径。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种分歧之所以一直存在，就是因为作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图书信息的透明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青年报记者 郦亮
　　饶佳荣的诉求其实很简单。他在一家出版社推出了新书《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到结算版税的时候，他发现出版社给出的销售数字与自己的预估有很大差异，而让出版社出具图书印单和发货单，又遭到拒绝。于是巨大的不信任产生了，饶佳荣怀疑出版社隐瞒了印数。因为印数和作者的版税直接相关，如果印数真的被隐瞒，那也就意味着饶佳荣的版税被出版社私吞了。
　　作家和出版社的“印数之争”由来已久。其中最有名的还是韩寒与出版社的争论。当时韩寒由一家出版社推出了《长安乱》，首印43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此后出版社也没有再加印，但是韩寒发现市面上仍然有《长安乱》源源不断地供应，于是他怀疑出版社偷着加印了。“其数目至少达数十万册”，而且以同样方式出版发行的《毒》和《韩寒五年文集》都存在类似问题。
　　事实上，作者与出版社的这种不信任，已经让很多作者焦头烂额，稿酬也就变成了“稿愁”。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种分歧其实有着法律漏洞的原因。国家版权局公布有《图书出版合同》（标准样式），其中一条规定：“甲方（著作权人）有权核查乙方（出版机构）应向甲方支付报酬的账目。如甲方指定第三方进行核查的，甲方需提供书面授权书并载明核查权限。”这个“账目”是委印单、发货单还是出版社自身的账单，语焉不详，这就给双方的矛盾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出版社完全靠着良心办事，只要给出“账目”就行，“账目”的真伪就难说了。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作者一般只能靠自己去调查图书销售情况。一家家地去跑实体书店，还有询问网络书店的销售数字，然后以此为样本进行估算。但是这样，一方面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未必肯提供销售数字，毕竟这是商业机密，另一方面，以样本进行估算未必准确，所以作者对出版社”隐瞒印数”指控也未必是准确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者和出版社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在西方国家，作者作品往往由专业代理商代理，他们不仅了解如何与出版商打交道，并且信息来源广泛，在与出版社的博弈中信息更加对称并且筹码更多。另外，国外的出版行业协会在信息收集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以美国出版商协会（AAP）为例，几乎每家美国出版商都是其会员，缴纳会费，每月上报图书销售情况，同时出版商也能从中了解每月图书销售情况，销售数量很难隐瞒。
　　不过在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由国家版权局等权威部门建立在线图书销售查询系统，也就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系统中的数字，不是由出版社提供，而是根据全国大型书店的销售记录实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