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需求不振、訂單下滑的苦日子過去了？
深圳小企業主曾明(化名)最近很疑惑：作為生產和代加工MP4的企業業主，今年開年后，他發現訂單量莫名地增多了。在參加了一次同行聚會后，他找到了答案。
那次聚會上，他驚訝地發現少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一問才知道去年一批同行企業關門了。
曾明的訂單量與去年同期相比翻倍，現在每個月的銷售額超300萬元。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去年大環境不好，一些工廠要么不開要么轉做別的行業，競爭對手變少了。”
可惜即使訂單增多，也并不意味著盈利增加。
日前，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深圳現代創新發展研究院舉辦的關于“中國經濟結構”的講座上表示，中國制造業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在高新技術產業由于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和過繁的政府審批等門檻尚未充分發展起來之際，過去那些依靠低附加值和廉價勞動力來支撐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在不斷地減弱。
在中國制造業重鎮“珠三角”，這一現象尤為突出。雖然高端制造業在崛起，不少企業接單接到手軟，但是傳統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仍然在節衣縮食，試圖熬過冬天。
由于對成本非常敏感，部分傳統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繼續走在將工廠撤離珠三角核心城市的道路上。與此同時，珠三角內部的大整合漸成潮流。一些大體量、領軍型的科技型企業加速在該區域內部重組和調整，比如，將研發總部放在深圳、生產基地搬到地價相對較低的地方。
在結構轉型的浪潮沖刷下，無論企業主們意愿如何，他們無可避免地將被卷入。這一過程中，悲喜交加的故事不斷上演。
“每分鐘都在虧錢”
電子業是珠三角支柱性產業之一。曾明已經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5年了，但是對明年的業務前景仍很茫然。
他吃不準明年形勢會怎么樣。他在考慮，要不要跟隨身邊一些企業主朋友的步伐，將工廠搬到成本更低的城市。
對于很多中小企業主而言，想到“往外挪一挪”的時候，很少會選擇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國家。
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的林波(化名)對本報記者表示，“企業搬去東南亞國家，雖然說會降低用工成本和租金，但是需要考慮政局的因素，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困擾，比如說東南亞某些國家的工人加班意愿不強等。”
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被深圳這些企業主視為理想的遷入地——廠房租金和人力成本相對便宜，且距深圳只有兩三個小時車程，物流幾乎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但東莞也不是萬能的。隨著珠三角經營成本的整體上升，東莞的一些企業主也在考慮將廠房搬到租金更便宜和人力成本更低、用工更穩定的內地城市。
東莞一自動化設備制造商陳銘(化名)感嘆，經營成本上升得太快了，如果他不是本地人，也想把工廠外遷了。
陳銘的工廠現有兩三百位員工。其中研發人員30多位，每人月薪1萬多元;普工工資也在3000元左右。
工廠已經連續虧損兩年。2014年，陳銘的公司虧了300多萬元，去年虧了500多萬元，今年到現在月虧損30萬元左右。
讓人意外的是，虧損是在手握大量訂單的情形下發生的。
雖然比去年下滑了三成，但是今年每個月的訂單金額仍有3000多萬元。然而在刨除人力成本、原材料等之后，利潤所剩無幾。
陳銘面臨著和許多中小型企業同樣的窘境：在收入上，有些老客戶的報價多年沒變，競爭又太激烈他不敢加價;而在支出上，人力等各種成本持續上漲。
“訂單接得越多，虧得越多。”他說。
本報記者從珠三角多家企業了解到，不少工廠都存在這種情形：接訂單只是為了維持工廠運轉，而非賺錢。
陳銘說，春節工廠放假歇業期間是他最開心的時候。不僅可以一覺睡到自然醒，而且醒了之后不用眼睜睜地看著工廠每分鐘都在虧錢。
為了支撐現在的工廠，陳銘賣掉香港的房產，套現了1800萬元。
和記者聊起這個話題時，他顯得有點難堪：“我也看過很多報道知道當下的情況，用賣房子的錢來開工廠有些傻，但是實在不甘心就此關門。”
和陳銘類似，很多還開著工廠的企業主除了現實的考慮之外，也有著濃厚的實業情結。東莞市電子行業協會秘書長尹建文告訴本報記者：“只要有單子接，即便虧一點，大家也都堅持著。”
持續遷移
尹建文在走訪中也發現，今年東莞部分電子企業雖然暫時沒有關閉在本地的工廠，但是受內地政府招商引資的政策吸引，去內地城市增設了工廠。
在外界擔憂這座曾經的“世界工廠”地位不保時，也有區域經濟觀察人士認為這是產業結構轉型陣痛中必經之路：肯定會有一批不符合轉型條件的工廠被清出去。這些工廠，尤其是小的電子產業、來料加工廠等，或再往內地走，或搬到東南亞、非洲，或關門。
來自當地官方的聲音也強調，行業有進有出，實屬正常。
去年年底，東莞市人力資源局副局長吳柏安告訴本報記者，如果一個工廠關門，人社局很快會協調好后續事宜，釋放出來的勞動力70%很快能解決就業。并且，經過他們部門處理的企業數據都比較平穩，沒有大的變化。他補充道：“一些以加工制造為主的工廠和一些外資企業雖然關門或遷走了，但是一些高科技、大品牌公司也在崛起。”
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說，附加值低的傳統制造業處在產業鏈的底端，對成本很敏感，它們的利潤空間不足以支撐高成本，因而采取的搬離路徑都是從高成本城市向低成本城市走。
各顯神通
一味撤退不是辦法。它們的另一條路是往產業鏈的上游走，從對成本敏感的、單純的制造環節向技術研發升級。
不過，資金讓很多傳統制造業中小企業主的升級夢想還未騰飛，便已跌落。曾明和企業主朋友們喝酒聊天的時候，發現80%的參與者都認為，企業要想有所突破，資金是最大的難題。
投吧，怕打水漂。不投吧，早晚會關門。這是個兩難的命題。
也有人在瞅準行業后投入巨額資金，放手一搏。
許明旭此前在揭陽開了七八年的工廠，生產電纜。201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觸控屏行業，判斷其應用前景廣闊，就開始生產手機和電腦觸控屏，先后投入一個億。這筆資金主要用于從臺灣購買先進設備，以及引進20多位研發人員，包括在臺灣銷售點上班的2位博士。
現在回想起來，許明旭慶幸自己走了一步正確的棋。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當時一狠心就重新創業了。我們設備先進，自動化程度高，生產工藝好，目前在華南地區鮮有對手。”
如今，他已經成功轉向高技術行業，他的新公司廣東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經成為揭陽政府對外重點宣傳企業之一。
更多的中小企業主只是謹慎投資，小心翼翼地試探市場對新產品的接受程度，或者另辟蹊徑：抱緊高科技企業的“大腿”，尋找合作機會。
生產3D傳感器的深圳高新技術企業奧比中光負責人黃源浩告訴記者，身邊有不少從事制造業的朋友羨慕他所在行業的誘人前景，但是奈何技術門檻高、投資資金龐大，退而求其次想做他們的代工廠，或者做配件提供商。
從美國回來創業的黃源浩完全感受不到上述企業主們經歷的寒意。現在，他最大的煩惱是如何盡快完成應接不暇的訂單。
值得一提的是，附加值高的科技型產業在珠三角核心城市工業中的比重正日益加大。
今年一季度，深圳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9.6%和11.9%，分別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75.8%和67.3%。廣州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45.3%，同比提高1個百分點，對該市規模以上工業增長貢獻達71%。東莞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也分別高速增長13.3%和17.0%。
傳統產業年輕人流失
一些優勢傳統制造業正面臨一場悄然襲來的危機。
深圳服裝企業藝之卉時尚集團的創始人趙卉洲對本報記者表示，很多傳統工藝未來可能招不到人了。
她對記者舉例說：“比如說扎染工序，年輕人不愿意干，現在的工人平均年齡已經四五十歲了。再過十年，等這批工人老了之后，就可能無人可招了。這不是工廠轉移到哪里能解決的問題。”
她所擔憂的事，確有可能會影響該行業的走向。
深圳在短短30多年的發展中，形成了6大優勢傳統產業，除了服裝業外，還包括機械、鐘表、家具、印刷包裝和黃金珠寶。
不過隨著深圳產業布局的調整，新興產業發展的勢頭漸漸蓋過這些優勢傳統產業。2009年，深圳開始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時至今日，深圳已經形成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目前，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35%，遠高于全國8%的平均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50%，已成為穩定深圳經濟增速的強大動力。
在新興產業成為拉動深圳經濟發展的“引擎”之時，優勢傳統產業的地位仍然不可小覷。
深圳服裝行業協會秘書長張洪濤向本報記者介紹，深圳服裝行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幾乎都是代加工，但是現在90%以上的企業都擁有自有品牌了，其中有很多大品牌。
他補充道，去年整個行業的銷售額達到2100億元，包括內銷和外銷。在國內大城市高端商場的占有率高達60%以上。
然而，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這些優勢傳統產業的制造業企業主被迫花費高額資金更新設備。
趙卉洲上周拜訪一些工廠時，發現很多傳統工藝環節已經招不到工人，工廠只能購買設備，讓機器來替換人工。
此前，趙卉洲和幾家頗具實力的同行也試圖合作辦一所職業學校，培養技術型人才，并定向輸送工廠。但是市場調查后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多是獨生子女，父母不愿意他們進工廠了。
當地政府正在大力推動“機器換人”。去年3月份，廣東省出爐了一份《廣東省工業轉型升級攻堅戰三年行動計劃》。根據計劃，廣東省未來三年工業技改投資總額將達9430億元，195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機器換人”。此外，工業機器人[1.39% 資金 研報]示范應用重點覆蓋紡織服裝以及汽車、摩托車制造、家電、五金、電子信息、建材等珠三角傳統優勢產業。
深圳工廠關門的更多？
在新一輪結構調整中，珠三角正呈現出一個鮮明的特點：珠三角內部的大整合漸成潮流，高科技企業在這個區域內重組和調整中擔當主角。
上述深圳電子行業協會人士林波常年與中小企業打交道。他感覺今年經營狀況并未好轉，企業對短期的看法也不樂觀。很多出口型的企業抱著希望去參加展會，如果能接到單，就有續命的資本，但是即便續命了，也擔心維持不了多久。
而在東莞，尹建文發現今年訂單量比去年穩定，有些企業甚至還有增長，招人相對往年也要容易一些。他介紹，協會會員企業有230多家，從去年到現在關閉的會員企業不到10家。
針對上述兩種不同的感受，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游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對記者分析：“這幾年，華為的終端公司從深圳搬去了東莞，東莞市政府也從其他地方引進了一些大型高科技企業。這些巨量級的企業一過去，就把周邊的中小企業都搞活了。對于這些企業來說，主要是升級，從低端的加工制造升級到為高端的產業提供零配件。”
他說，而對于遷出地深圳的企業來說，更多是轉型，要么是轉到第三產業，要么是將工廠遷出深圳了，所以工廠關門的看起來比較多，但其實深莞兩地都是在往好的方向走，都是在順應當地的發展趨勢。
2012年，華為在東莞松山湖注冊了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2014年9月，中興通訊[4.06% 資金 研報]斥資百億在廣東河源建研發生產基地。2015年11月，比亞迪[0.94% 資金 研報]與廣東汕尾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將在汕尾投資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等6個項目。
今年5月份，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在2015年成為東莞營收和納稅第一大戶的消息傳出來后，引發了外界對深圳制造業的憂慮，“華為跑了”、“中興跑了”等言論甚囂塵上。
隨后，深圳市市長許勤公開澄清。據媒體報道，5月29日，許勤表示，中興、華為等企業不僅為深圳經濟發展做出貢獻，更是深圳對口支援廣東東部地區發展計劃的一部分，但是華為、中興不會離開深圳。
宋丁也認為，大企業將制造環節遷出深圳，是重新進行戰略布局和產業調整的結果，也有利于珠三角區域的整體發展。“珠三角內部整合的最大好處是，充分利用原有的產業平臺，企業騰籠換鳥的成本低，政府政策的落實也非常快。” 他說。
城市定位謀變
2008年，廣東開始實施“騰籠換鳥”戰略，即改變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騰出產業調整、升級空間。
由此，當地政府對東莞市的戰略定位也發生了變化。
2015年，東莞市明確提出了城市發展目標——“建設國際制造名城、現代生態都市”。東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羅永峰說，從“世界工廠”向“制造名城”的轉變，就是從來料加工型、生產車間型向創新驅動型、品牌生產型轉變，是更加注重品牌化、科技化和美譽度的產業鏈轉型升級。
而深圳，在土地資源緊張和工業“肥水”溢出的背景下，究竟是該堅持以工業為主導，還是應該轉向服務業?
幾年前，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劉國宏曾經就深圳企業出現外遷趨勢做了一項調研，“最后政府還是認為應該牢牢抓住制造業的優勢。”
盡管沒有大力扶植，深圳第三產業發展勢頭依然迅猛。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深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第二產業增加值7205.53億元，增長7.3%；第三產業增加值10291.80億元，增長10.2%，增幅高于第二產業。同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8.8%，高出第二產業將近18個百分點。
深圳本地有一種意見認為，2020年，深圳的第二產業比例可能下降到35%以下。而如果第二產業比重降至35%以下，意味著深圳的產業發展變得不均衡。
劉國宏認為，經濟孵化是個天然的過程，與深圳GDP總量接近的新加坡工業比重已經跌到了25%。“一味地說保留工業用地和工業體量，是不現實的。但從城市的健康發展角度而言，深圳市政府還是要維護一定的工業體量，還會向工業有比較多的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