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元中

　　如果违法而不受惩罚，或者惩罚流于形式，让人不痛不痒，貌似严肃的法律实际上不过是劝告或建议而已，就不会使人当回事。

　　2011年，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与上海某公司签订网络升级系统合同，后因付款事项发生争议。经安阳市仲裁委裁决后，该局仍不付款，对方申请强制执行。安阳市北关区法院受理后，于2015年9月向该局邮寄送达执行通知书，被以“查无此人”为名退回。随后执行人员多次到该局沟通协调未果。近日，北关区法院依法将该局纳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并对其做出罚款50万元的处罚(法制网11月3日)。

　　不但欠账不还，而且不履行仲裁委的裁决，对法院强制执行更是不屑一顾，竟然以“查无此人”为名退回法律文书并对人民法院进行戏弄，足见该局的傲慢和不可一世。之所以会出现举世罕见的“执行难”，之所以经过那么多年的普法教育老百姓仍然信权不信法，就是因为法律和生效裁判不但不为权力部门所尊重，反而常常遇到权力的梗阻并且在权力面前无能为力，致使老百姓通过法律也奈何不了权力、法律遇到权力时真正“管用”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等社会现实，坚信权大于法，不信任法律，甚至上行下效，蔑视法律、对抗法律。“执行难”的出现与“信权不信法”的顽固不化，是有深刻社会原因的。

　　事实上，由于专项资金不能扣划，警车不能扣押，对抗法院裁判的公安局领导与其他工作人员又不会受到“双开”或撤职等令其有所顾忌的处分，安阳市公安局如果不是被列入“老赖”“黑名单”，尤其是在媒体曝光的压力下自觉履行义务并缴纳了罚款，法院还真拿他们没办法，不但生效裁判会成为“法律白条”，罚款也同样会变成“空头支票”。“执行难”就难在对于抗拒履行的行为缺乏有效办法。

　　尽管该局已经自觉履行了义务，无可否认的是，“自觉”是靠不住的。法律区别于道德的本质特征也不是“自觉”性，而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制性，在于对那些敢于对抗者具有有效制裁措施，使其鉴于不愿尝试的惩罚后果不敢抗拒，通过利害算计“自觉”遵守。也正是不可抗拒的国家强制力和违法必究的有效制裁，使法律与法院裁决树立起应有威严。相反，如果违法而不受惩罚，或者惩罚流于形式，让人不痛不痒，貌似严肃的法律实际上不过是劝告或建议而已，就不会使人当回事。

　　“执行难”的造成，一方面与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权从法院拿出后，该罪变得极难启动，已经近乎休眠，使其对于拒不履行裁判义务的普通被执行人失去震慑力有关;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机关而言，抗拒执行或者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行为不仅受不到有效惩罚，反而使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权力意识膨胀，以唯我独尊、对其他部门耍派头为能事，把对抗法院裁判与其他部门职权行为当成与其比权力，使对抗法律义务变成权与法的较量。这也是越是那些强势部门越敢对抗法律、变得谁都不敢惹的原因。

　　众所周知，法治与人治相区别的关键并不在于社会中有没有法，也不是老百姓守不守法，而是在于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在于二者发生交涉时究竟是权力服从法律、被法律束缚住，还是法律屈从权力、对权力无可奈何。这种权力部门不是依法办事而是对抗法律、与其他部门比权力的现象，正是典型的人治特征。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非但不管怎样进行普法教育也不会使人树立法律信仰不说，也必然因为权力不能被法律束缚住，法治永远是水中月，镜中花，不可能成为现实。

　　要使权力服从法律无他，唯有按照违法必究原理建立起有效的追责机制，对于违法行使权力、依权抗法者严肃问责，使其鉴于失去权力甚至更严重惩罚的后果不敢任性、对抗法律。这必然要求有了追责依据后，所有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遇到其他部门抗法时，不仅依法进行罚款、拘留、责令改正等处罚，还应当通过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或对抗法律情况检举书等形式，启动对责任人的“双开”、降级等党纪政纪和职级待遇处分机制。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执法人员息事宁人，不依法追责，还需对怠于追责者进行追责，不使法律与纪律规定因为不认真执行而落空。

　　也只有通过严格的责任机制首先解决公权力违法、抗法问题，使其率先垂范，带头遵守法律、履行法律义务，才会给老百姓守法和自觉履行法律义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并因为切切实实感受到权力服从法律、一切违法行为都会受到追究，逐渐树立起法律信仰和养成依法行事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