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倫獲獎了，莎士比亞又被牽連進來。據說有大文化人稱鮑勃·迪倫是類似莎士比亞的天才，我還沒有細細考證，不過應該很有可能，正如也有很多人說說唱樂創作者Eminem有著莎士比亞的語言天分。這都是比較隨意的不精確類比，不過若論文化影響和地位，這個類比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莎士比亞創造了一個新世界，一群新類型人物和一批新語匯，這是布魯姆的意見，足以解釋莎士比亞的偉大。文學曾經肩負著創世的功能，莎士比亞自然有異乎常人之處，但也有幸生于一個戲劇舞臺擁有無可比擬文化地位的時期（正是因為其影響力巨大，才時時面臨被新教徒關閉的可能）。創造新人的任務后來被分散到非想象類寫作，又最終歸于社會運動和非閱讀媒體。薩特說后殖民理論和革命是在創造新人，現在我們認為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是在創造新人。

　　我們今天創造新人的手段異常豐富，文學想象似乎不再有獨特的力量，它必須和一切造人塑人的方式進行無比激烈的競爭，但是它比不上通俗音樂，比不上電視劇，比不上大型虛擬現實游戲，也比不上再造現實的游樂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許今天的莎士比亞就是迪倫這樣的藝術家。

　　閱讀勃興于印刷文化崛起之時，在西歐是18世紀，在中國或許是晚明，這是一場人類認知和情感的革命，使人們開始學會與書本中的想象世界建立親密自由的關系。可是到了今天，伏案閱讀似乎已經淪為一種保守和懦弱。知識跟隨電波磁波無線信號從天上地下海里滾滾涌來，沒有好的裝備和異常柔韌的頭腦，是接收不到的。有頭腦都不夠，要改裝成科技腦才行。

　　所以，迪倫的獲獎是一個信號，一直處于危機中的文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危機，以閱讀為傳播方式的文學受到了文學人自己的唾棄和嫌惡，而以視聽媒體為依托的文字拔得了頭籌。

　　我不太想談論迪倫歌詞的“文學”價值，在這一點上并沒有太多展開的空間。民謠一直以來都是文學的一部分，不過所謂經典文學大都經過文人的改造，必然以與普通語言不一樣作為自己的存在依據。經典文學一直就是借鑒了通俗藝術形式的天才創造，但這并不等同于天才的通俗藝術，兩者之間有著微妙但明顯的差別。二十世紀的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只是將這種斷裂推向極致而已，雖然這些文學流派與二十世紀文化自身所帶的荒誕一脈相承的，在表達方式上卻有意識地自絕于大眾。

　　所以迪倫得獎的最大意義或許不是在于對其歌詞“文學性”的賞析，而在于加深我們對于文學所面臨危機的思索。在過去的幾波危機中，文學采取的是轉戰他方的手法：照相出來了，文學便不再簡單寫實；大眾文化強勢登場，文學便不再以娛樂為己任。今天我們或許也不得不倡導的同樣的策略，當然在表述上可以更強悍一點：正是因為視聽文化泛濫，文學便更要堅守其通過閱讀來開拓想象的陣地。

　　想象力是人之為人的樂趣，自由的想象力很容易在虛擬現實中喪失。所有試圖想象過奧菲利亞的長相、艾爾辛諾城堡的樣貌，和哈姆萊特推開奧菲利亞那一刻心理的讀者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都可以理解想象力的艱難和快樂（即使你看的是舞臺表演，戲劇和電視劇還是不一樣的，表演的象征性強，程式化程度高，意義的模糊性要大大增加）。把這一切都作為精確的影像呈現給你看，你不一定會快樂，很可能減少了快樂，開始想念原著。而最快樂的一定是想象力觸碰到自己極限的那一刻，讀《洛麗塔》的時候，你一定對主人公H.H感到不解，因為他裹挾在夢幻語言中向你襲來的惡與善意而萬分迷惑。而這種不解正是極樂，正是毛骨悚然的美。

　　如果有《西部世界》中描繪的成年游樂園，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會去的，因為與按照你設想定制的人在一起親熱有意思嗎？就像你自己撓自己的癢有意思嗎, 會笑嗎？突如其來的神奇遭遇是一切幸福的源泉。沒有了崇高、未知和迷惑的世界一定很令人絕望，沒有了蘊含迷惑的想象，文化一定是灰暗的，而文學始終為你開著一道想象的門，留下了不確定和不解的可能，留下了無窮的期待。熱愛文學的人一定相信奇跡，一定在灰暗的時候相信靈魂不滅，在書本里尋找與知己靈魂的相遇，直到這種想象的相遇與現實的偶發詭異性交織在一起。那真是妙不可言的人生。

　　所以迪倫獲獎，是一個重大的危機信號，但文學不會死，因為人們追求妙不可言人生的愿望不會死。

　　這里還沒有談六十年代的那檔子事，這個說來話更長，我先避一避吧。

　　另外，我其實喜歡迪倫的歌詞和音樂，就像我喜歡很多其它最優秀的歌詞和音樂一樣。就以他的一句歌詞結尾吧：“我不盼著你和我有相似的感受/ 看見相似的東西，或是成為相似的人/ 所有我真正想做的/ 只是，寶貝，和你成為朋友。”我的想象力不會被用來限定和禁錮你，我希望能成為你的朋友。我也會繼續熱愛文學。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美國西北大學博士，本文原發表于微信公眾號復旦外語，由作者授權澎湃新聞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