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深改組審議通過后，《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于近日正式發布，其中正式提出農地的“三權分置”，在現有“集體所有權”和“集體成員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將承包經營權進一步分置為集體成員的“承包權”與具體耕作者的“經營權”。

　　傳統社會中，城鄉二元阻隔了農民進城的道路。只有集體內農民這一身份才能承包土地，作為職業的農民來經營耕作土地。

　　但在城市化大潮下，農民的身份與職業開始分離，農民進城務工，不再從事耕作，因其身份承包的土地只能委托他人經營。據統計有2.7億農民工，對應土地的經營權已經與承包權分離，“三權分置”也是對現有狀態的一種追認。此次三權分置的提出，有著“破冰”意義，實踐走在了法律和理論的前面，逼著法律和制度去完善。

　　在原有的制度里，承包經營是農民身份獨有的權利，承包人之外的土地經營者沒有權利保障，土地耕作就會利益短期化，經營者傾向利用化肥、農藥等提高產出，不利于土壤保護和糧食品質的提高。這種狀態也阻礙了農業資本下鄉，農業生產無法規模化。

　　承包經營權分置為兩權，擴展了農民的權利，農民可以將土地使用權流轉獲得地租，也保護了耕作者的權利，讓其有穩定經營的預期。長遠來看，非本集體的經營主體可以獲得多個承包人的土地，進行規模化經營，有利于中國農業生產的效率提升。

　　但是，“三權分置”還是一個過渡政策，城市化到今天，農地的角色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農民獲得糊口的收入來源變成農民的財產。現有的承包權設計更多是基于農民身份的福利配濟，而不是一種財產。

　　首先，承包權的身份屬性極大限制了農民的財產權利，抑制了財產的交易價格。農地是農民家庭財產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無法賣出好價格，無法成為農民進城的第一桶金，成為農民市民化的障礙。

　　其次，農民在承包期的經營權是完整的，享有不被調整、不因在小城鎮落戶而被剝奪的權利，但這一權利在承包期結束以后無法繼承，承包期結束前離開村集體在城里落戶的話，將無法再次獲得承包權，這也成為農民在城里落戶的顧慮。

　　與城市居民房產的可繼承可無限制轉讓相比，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利還是受到嚴重限制的，有必要做出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