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尚希

　　宏觀經濟形勢最重要的就是增長問題，增長問題最該關注的是穩增長。那怎么才能實現穩增長呢？按照傳統思路，就是財政貨幣政策。我們的財政貨幣政策現在也不錯，是有效果的，但是現在有人說，貨幣政策效應正在不斷遞減，應該發揮財政政策更大的作用，言下之意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還要更加積極。我想如果我們穩增長僅僅是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這兩大政策之間進行選擇，那么穩增長可能只是有短期的效果。怎么才能長期穩增長呢？中國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特別需要從整體上進行判斷。

　　現在影響經濟增長的，或者說影響穩增長的恐怕不僅僅是經濟因素，還有社會因素，社會因素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在我們這個階段越來越大。最近國務院發了一個新的文件，就是基于重點人群，怎么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這個文件實際上是一個社會視角。重點人群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從重點人群這個角度入手，調動社會各個層面的積極性，這個思路跟以往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經跳出了穩增長要么依靠貨幣政策、要么依靠財政政策這個思路。

　　我們說的戶籍制度，背后就是一種社會身份，這種社會身份帶來很多排斥性的問題，比如說就業、創業機會不同，同工不同酬，這是社會排斥。社會排斥和社會包容是對立的，在這種情況下，怎么指望實現包容性增長呢？所以，社會問題現在變得更加重要。

　　社會化改革要從幾個方面來推進：一是身份的社會化改革。我們的身份現在不是社會化的，是地域化的，是單位化的，沒有變成真正的社會人。城市里有本地人與外地人之分，單位里有體制內人和體制外人之分，社保有居民、職工和農民之分。從這點來看，這項改革至關重要。沒有身份的社會化改革，勞動力真正自由流動就很難實現，而且會導致整個經濟運行成本上升。這一點很容易理解，企業員工過度流動，如果要不斷地招工、培訓，它的成本會不會上升呢？假如農民工不能在城里定居下來，處于漂泊狀態，他怎么成為技術工人和熟練工人呢？更重要的是，農民工的下一代怎么辦？素質如何提高？如何融進城市社會？“農民工”這個稱呼是否要一直延續下去？其實，除了戶籍身份，還有編制身份、干部身份、工人身份，對社會成員的橫向和縱向流動都構成嚴重的限制，機會不公平，經濟也難有活力。

　　二是組織的社會化改革。過去的改革實現了經濟組織市場化，經濟組織就是企業，企業成為市場主體，實際上它也是社會主體。廣義上講，市場化改革也是社會化改革的重要內容，組織的社會化是從企業的市場化起步的，但是一個社會不僅僅有經濟組織，還有很多公益性組織和非經濟組織，比如說現在大量的事業單位、科研院所，這些不是經濟組織，但是它們社會化了嗎？沒有。中央一再強調，要發展人才，要給人才松綁，要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關鍵是要給他們所在單位松綁，給屬于事業單位的科研院所、學校、醫院松綁，去行政化，變成一個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自治的社會主體。如果這些社會組織沒有活力，經濟的活力就缺少源頭活水。所以，社會組織一定要進行社會化改革，這里所講的社會組織，還包括行業自律性組織、群眾自助性組織、社會公益性組織、學術團體等等。我覺得這是我們當前改革的一個短板，應該加快推進。通過組織的社會化改革，實現社會的重構和再組織，避免社會的碎片化，加快社會轉型，提升社會轉型與經濟轉型的匹配性，提高社會的自我管理能力，防范化解治理失靈的風險。

　　三是管理的社會化改革。這個管理并不是企業管理或單位管理，而是整個社會的自我管理。比如說，每個人作為社會人，要有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的能力。講誠信，這就是個人的自我管理，如果社會大多數人連這點都做不到，那說明這個社會出了大問題。而這種自我管理的能力對經濟運行的成本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一個不講誠信的社會，交易成本會居高不下，拖曳經濟增長。企業之間相互拖欠造成的三角債，一個重要原因是不講誠信。有錢不還賬，并非個別現象。站在經濟人的角度，欠賬不還等于融資，還可以節省財務費用；而從社會人角度看，欠賬不還則是賴賬，是不講誠信的表現。如果社會都著眼于眼前，都是經濟人，而不是社會人，那整個社會的行為就會紊亂，會使整個經濟運行的環境變差，經濟運行的成本變高，甚至產生逆向淘汰，效率就會下降。當前降成本都是從微觀、財務會計的角度來分析和采取措施，其實從整體、從宏觀來看，社會化改革才能真正降低國民經濟運行的成本。成本降低了，大家創新創業的積極性上來了，經濟也就有活力了，穩增長自然就能實現了。（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