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報訊 最近，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投資10億元在美國建汽車玻璃廠的新聞,在國內外引發了強烈反響。曹德旺稱,“除了人力,中國什么都比美國貴”。他特別指出,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太高,其中最高是增值稅。消息再次引發“中國企業稅負是否過高”的討論。媒體相繼報道“死亡稅率”問題,認為,“死亡稅率——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稅率之重,接近企業的 死亡線 ”,“我國長期實行重稅主義的后果,就是經濟動力和活力的下降”。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雙雙撰文,對此作出了回應。

　　死亡稅率低估經濟下行原因

　　李萬甫認為,簡單推論出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負相關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30-40%的“死亡稅率”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這一結論,嚴重曲解和低估了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的深層次原因。實際上,形成經濟增速下滑的誘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體制因素,又有制度因素,也有市場環境變化的因素。

　　“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總體上還是比較低的。”李萬甫表示,使企業對稅(費)負敏感,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盈利能力變弱時,企業自然會感覺稅費負擔重。

　　“一國稅負的高低是個相對概念。如果拿中國的稅負與發達國家比,中國的宏觀稅負其實不算高。”劉尚希表示。

　　大口徑宏觀稅負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統計口徑測算,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接近30%,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測算口徑,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23.4%,而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5%;小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數據測算,2013年發達國家為25.9%,發展中國家為20.4%。

　　“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國企業需要繳納的稅收不但沒增加,反而在不斷降低,政府出臺了不少減稅的政策措施。”劉尚希表示,只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減稅的幅度比不上一些企業盈利下降的幅度,因而顯得稅負重了。也許減稅措施落地過程中還受制于體制機制的障礙而被打了折扣。

　　從長遠來看，減稅仍必要

　　在劉尚希看來,體制與機制的不順暢,才是造成企業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譬如,目前中國發電企業產能過剩閑置,但同時企業用電成本又很高,其實雙方都有降低電價的需求,但當前電力體制卻使這個問題長期難以解決。

　　李萬甫表示,從稅負構成及承擔者來看,我國企業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稅費,個人承擔的各類稅費占比不足10%。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所決定。相比較而言,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費)占比較高,企業直接負擔的稅費顯得并不高。

　　李萬甫表示,借營改增減稅之機,進一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加快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改革,積極研究房地產稅立法,擴大企業所得稅稅基,規范稅前扣除。通過稅制改革,為政府實施精準調控預留空間。

　　劉尚希則進一步表示,從長遠來看,減稅仍必要,但相對容易。其實更重要、更難的是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

　　李萬甫表示，推進清費立稅進程。加大費改稅力度,切實將適合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基金項目改為稅收;在大力推進稅制改革的進程中,適時將某些收費項目并入到稅改方案中,統籌實施。(朱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