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健

　　移风易俗，提升农村和城市的文明层级，绝不是一件可以霸王硬上弓的事儿，需要“柔性接触”，也需要时间。

　　云南永善县某村一位80岁的老人摆寿宴，结果被村干部以“大操大办”为由制止。当地一家媒体还专门为此刊登了一条新闻，文中不乏“成功制止一起为老人祝寿，欲举行大操大办的寿宴”以及“经过半小时说服教育……保证不再出现类似情况”之类的表述，言下之意，大摆寿宴这样的行为已成为重点防范对象，而成功制止则需要登报宣扬。云南永善方面近日对此事给出了回应，大意是永善县各种宴席名目繁多，攀比浪费现象严重，各村都制定了禁止大操大办的村规民约，政府只是加以引导。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赢得舆论的谅解和认同。

　　坦白说，我个人不大喜欢大摆筵席、觥筹交错的场面，也不喜欢你来我往“随份子”。历史地看，摆宴席是一种源自乡土社会的仪式和交往方式，随份子则如同相互帮扶互助的“众筹”。但直至今日，这些做法更像是一种陋习甚至隐性强迫，在一些农村地区如此，城里的年轻人对“红包炸弹”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大家似乎都陷入了一张共同编制、诡异绵密的大网，最后让别人也让自己无处可逃。

　　我曾不止一次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和长辈交流过这事儿，也试图说服他们，但最终还是放弃了。结论是，你可以不喜欢，但无法阻止一些人喜欢。尤其是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随份子几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大过天的人情脸面和精神寄托，他们习惯于通过这种由来已久的方式表达和勾连情感，尽管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简直不可理喻。这就好像许多人无法理解火爆大江南北的广场舞，但却不妨碍大爷大妈们乐此不疲。

　　对大摆宴席、随份子这种社会风俗可以也需要引导和改变，但移风易俗，提升农村和城市的文明层级，绝不是一件可以霸王硬上弓的事儿，需要“柔性接触”，也需要时间。对党政部门工作人员可以提出硬性要求，而不让八旬老翁摆寿宴这起事件之所以显得怪异，则是因为没有弄清“情”与“理”的界限，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出面制止的是当地政府部门，这又展现出公权闯入私域的简单粗暴。

　　这起事件的曝光，还唤醒了人们的一些记忆。比如海南通江县曾发布通知，农村和城镇居民酒席只可操办婚嫁酒、丧事酒、寿酒三种，其中，办寿酒要求老人年龄在70周岁及以上，且每间隔10年才可操办一次……诸如此类的事例，都闪现着相同的逻辑，一种公权试图以刚猛之姿闯入私域的逻辑。

　　这些天，有一则评论以“凑数式反腐”为题，抨击了制止八旬老翁办寿宴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但在我看来，是不是凑数，谁要求凑数，要凑多少数，这个一时还难以说清，不让大搞宴席究竟是反腐还是移风易俗，也有必要进一步辨析，但一些地方的公权力显然捞过了界，也有些操之过急，进而让公众产生“公牛闯入瓷器店”的反感和不适。

　　至于人们由此产生警惕，担心把反腐和转作风的好经念歪，也并非不可理喻。此前包括扣发员工福利、查处普通职工自费聚餐等众多事例，都闪现着相同的逻辑，一种扭曲的公权以扭曲的方式试图扭曲公民私生活的逻辑。正因为这些案例在先，人们看到了云南永善的做法，便条件反射般警惕起来，这种警惕背后，是对于故意把经念歪，卸力于百姓，同时异化、丑化、矮化反腐的忧虑，和对私域“闯入者”的担心。

　　值得警惕的还不止于此。诸如不让摆寿宴之类的公权介入私域的案例频频出现，还可能催生一种动辄得咎、噤若寒蝉的扭曲社会氛围，层层加码的威压，也会导致国人心灵的不自由，并强化一种错误却无比强势的社会认知。

　　比如前段时间，成都一名医生穿了件上万元的羽绒服，就被骂炫富，可人家是花自己清清白白赚来的钱;比如广东拆迁户摆村宴，也被当作炫富来抨击，可事实上村宴是广东民俗，“舌尖上的中国”还专门作过介绍。一些正当合理、出于人性的需求和举动，动不动就会遭到围攻，而且大义凛然，不由分说。在这样情境之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发动攻击者，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每个人也都无法感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