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王道士的一把芨芨草，捅開了一個沉睡近千年的藏經洞，西方探險家開始進入中國西部的未知小鎮，她的名字叫“敦煌”，自西漢設敦煌郡，此地就成為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匯合之處。十六國時敦煌開始摩崖建窟，唐代達到頂峰，但宋代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敦煌開始衰落，元以后停止開窟，逐漸冷落荒廢。直至明嘉靖七年（1528年）封閉嘉峪關，敦煌成為邊塞游牧之地。

　　成都博物館舉行“絲路之魂——敦煌藝術大展”，來自敦煌、甘肅麥積山、新疆龜茲和高昌石窟的藝術珍品，以及南、北、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70余家文博機構的200多件文物匯聚一堂，其中包括“敦煌石窟臨摹壁畫和雕塑展”、“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張大千與敦煌”等8個主題，是國內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以絲綢之路為主題的敦煌文化藝術大展。

　　敦煌石窟壁畫《熾盛光佛》

　　復原技術，讓洞窟走出敦煌

　　對于敦煌文物和藝術，最直觀的體現是洞窟，但因為文物保護的因素，即使去了敦煌，對公眾開放的洞窟也極其有限，而復制洞窟則穿越時間和空間，將敦煌藝術的精華呈現在大眾面前。在此之前，敦煌復制洞窟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杭州浙江博物館、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美國洛杉磯蓋蒂中心等處的敦煌大展曾有展出，均帶給觀眾身臨其境之感。

　　此次展覽選取包括西魏第285窟、盛唐第45窟、中唐第25窟、晚唐第17窟（藏經洞）、榆林窟西夏第29窟和元代第3窟等各個歷史時期的8個洞窟，系統地展示了敦煌佛教藝術的發展史。除了“藏經洞”之外，其他7個石窟幾乎不對外開放。

　　莫高窟第158窟主體臥佛(復制)

　　其中，位于莫高窟南端擁有“涅槃像”的中唐第158窟蔚為壯觀，這個吐蕃統治時期所鑿的洞窟，由塑像、壁畫和石窟建筑三者構成，復原洞窟按4/5比例復制，洞外黃泥斑駁，進入洞窟一尊長約13.6米面容端莊的涅槃臥佛為洞窟主體，涅槃像的左側面（南壁）立像為過去世迦葉佛；其右側（北壁）的倚坐佛像為未來世彌勒佛；它們與主尊涅槃像共同組成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窟頂劃分出九個方位代表九方凈土，繪有佛、赴會菩薩及普賢、文殊變。

　　莫高窟第158窟(復制)

　　洞窟四壁繪有菩薩、羅漢、梵釋天人、弟子、散花飛天等佛教故事，根佛經記載，釋迦牟尼佛80年間教化眾生，化緣已盡，于中天竺拘尸那城中跋提河畔娑羅雙樹間，一日一夜說《大般涅槃經》畢，“即于是夜，右脅而臥，汨然大寂”。涅槃像頭側壁上的弟子舉哀圖，著重刻畫了迦葉奔喪、阿難聆聽兩個情節，人物神態生動傳神。上排的菩薩是“大覺有情”者，以超然出世的感情對待佛的涅槃，其沉靜、虔誠的表情與弟子形成對比。涅槃像足側壁上則以各國王子為代表，除由侍女挽扶著的頭戴冕旒、身穿袞服的漢族帝王外，并有吐蕃、突厥、回鶻等各族以及南亞、中亞等國的王子。復制畫師精心繪制而成的各種服飾，膚色和人物形象，反映出唐朝民族關系的密切和國際交往的廣泛。

　　莫高窟第158窟壁畫

　　除復原洞窟外，此次展覽還展出了70幅敦煌壁畫臨摹復制品，這些臨摹選取了敦煌從南北朝到元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工藝美術畫師們從礦物顏料制作開始，以疊染法的顏色鋪排，以線條并重法和反描勾色線施以重彩法，盡顯“匠人精神”。

　　對于敦煌壁畫臨摹，張大千是不得不提的人物，此次大展以“張大千與敦煌”專題展示了1941至1943年間，張大千兩次進入敦煌，且后一次駐地兩年零七個月，共臨摹了270多幅壁畫，并寫作了關于敦煌壁畫研究論文。可以說，張大千藝術的成熟也始于敦煌，而后他的仕女畫呈現唐人之法。

　　張大千說：“開始來的時候，我也有些眼花繚亂，看了那樣多名人古跡，到這里就看不懂了，那時才知道山外有山，樓外有樓，哪里能找到這樣悠久眾多的名人古跡？”盡管張大千在他自撰的《臨木無敦煌壁畫展覽目次》一文中也敘述了在第20號窟臨摹時剝掉外層壁畫 “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復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為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層有唐咸通七年題字，猶是第二層，兼可得知，自咸通至宋，已兩次重修。”被詬病為對敦煌的破壞，但也正是因為張大千，促成了當時“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而后敦煌壁畫臨摹工作一直有序進行，至今壁畫臨摹和美術創作從過去的現狀臨摹，到現狀臨摹與整理臨摹相結合，到復原臨摹的探索。但就對于亟待保護的敦煌壁畫而言，目前臨摹的進度只占了極小部分。

　　除敦煌外，成都博物館三樓的坡地展廳，展示了絲綢之路沿線甘肅麥積山石新疆龜茲石窟與高昌石窟的藝術精品。

　　絲綢之路上的“天府之國”

　　從考古發現和歷史記載來看，四川從遠古時期就開始與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發生著密切的文化交流。在成都博物館B1層的“天府之國與絲綢之路文物特展”亦為另一亮點。成都博物館館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王毅表示：“成都在漢代時就位列五都。直到唐代，成都一直憑借蜀錦成為公認的世界織錦之都。成都生產的絲綢和蜀錦，源源不斷通過北方絲綢之路進入西域以及世界各地。”

　　根據《四川日報》報道，現館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中，有一卷文書明確提到“西川織成錦”“彭山綾”。而2012年，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了4部織機，經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庫專家王君平考證，這些織機具有提花功能。而此次參展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品 “黃色龍紋綺”，可以看到雙層聯珠紋和騰飛的對龍，織造相當繁復。更讓人驚嘆的是，這件唐代蜀錦留有“雙流”生產的珍貴信息。近幾十年，新疆在印有“雙流縣”的龍紋綺之外，還發現了鈐有“益州都督之印”的衣物。文獻記載，唐代竇師綸獨創“陵陽公樣”蜀錦，風靡世界。王毅說，這些文物和文獻，證明兩千多年前的四川人，將絲綢、蜀錦經成都、茂縣、松潘、甘肅至新疆，再沿絲綢之路交易到國外。到了唐代，蜀錦還極可能作為國禮贈送給外國使節。

　　除了馳名的“蜀錦”外，一些原產于四川的文物（包括漆器、青銅器、玉璧等）也印證了當年四川在絲綢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其中故宮博物院藏的東漢“建武二十一年”的鎏金銅斛，在成都生產，出土于北方絲綢之路上。見證了四川與絲路的關系。另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銅燹公盨，雖然其貌不揚，但其內底所鑄98字銘文，記述了“大禹治水”與“為政以德”等內容，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關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文獻記錄。

　　季羨林曾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從公元4世紀到14世紀，中國古人花了一千多年開鑿出南北長1680米的敦煌石窟群，而這1680米衍生至今，早已經不單是佛教藝術瑰寶，更是歷史發展和文化交流的見證。沿著絲綢之路的足跡，近年來敦煌藝術研究院把敦煌藝術品帶到了世界各地，敦煌文化也從“廟宇神壇”走近“尋常百姓”。

　　2016年5月，在美國蓋蒂中心的敦煌大展首次在北美充分探索敦煌佛教石窟的藝術、周遭環境與保護工作，也彰顯了與蓋蒂中心與敦煌研究院之間共同為敦煌保護所做的努力。而即日起到2017年1月15日，上海朱屺瞻藝術館舉行的“敦煌壁畫藝術精品公益巡展” 通過展出一批經由現代數字技術復制的敦煌石窟藝術經典作品，真實地再現敦煌藝術的神韻。將敦煌藝術和中古時代的繁華帶到百姓的家門口。（文/黃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