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護主義情緒越來越濃厚的美國，新一屆政府將本國巨額貿易逆差和就業崗位流失歸咎于中國。相比之下，歐洲多數政策制定者主張用一種更為謹慎的立場來平息民粹主義情緒。

 

　　美國以及歐盟（在較小程度上）都存在對華貿易逆差，為此類擔憂提供了一定的可信性，但其中的邏輯破綻百出。除了與中國都有雙邊貿易逆差之外，美歐之間存在許多差異——歐盟目前有巨大的總體貿易順差，而美國長期以來的總體貿易逆差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不安全感，中國很容易就成為了這種情緒針對的目標。歐盟的情況也更加復雜，有些成員國與中國之間存在巨大的雙邊貿易逆差，但有些國家（如德國）對中國卻存在巨額順差。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歐盟境內的反華情緒較為分散。

 

　　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與中國的順差之間沒有直接聯系。另外有些人宣稱，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其帶來了不公平優勢，這也并非事實。

 

 

　　這種混淆源自對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中國進口主要由亞洲其他國家生產的零部件、然后組裝并輸往西方——的曲解。經合組織(OECD)的研究證明了要為涉及零部件貿易的最終產品的價值確定原產國是多么困難。如圖1所示，加入WTO后，隨著中國開始從亞洲其他合作伙伴進口部件、組裝并出口至美國和歐盟，中國對西方的貿易順差才出現激增。中國組裝活動帶來的出口順差緊接著大部分被用于進口大宗商品以支撐基礎設施投資。總之，中國與美國和歐盟之間存在一種結構性貿易順差，且其中多半被與其他國家的逆差抵消。

 

　　要弄清實際情況，我們需要從總體貿易和雙邊貿易兩個視角看待貿易平衡。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末變得巨大，直到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2009年前后才開始出現放緩（見圖2）。但中國的貿易順差直至2005年前后才開始變得很大。既然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在中國成為出口大國之前就存在很久了，怎么還能讓中國對此負責呢？

 

　　至于歐盟，得益于各成員國實行的財政和匯率政策，歷史上歐盟的總體貿易大致處于平衡狀態。歐盟在最近幾年才出現較大的順差，并且其規模已能夠與中國相比。

 

 

　　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其龐大財政赤字及家庭入不敷出的消費習慣的結果。此外，因為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其幣值長期被高估，因此無法調整以幫助減少貿易逆差。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巨額總體貿易逆差對美國來說是不可避免的，而哪些國家成為對應雙邊貿易順差的來源是偶然的。

 

　　美國對東亞歷來都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上世紀90年代，這些逆差主要集中在較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日本、韓國和臺灣。過去幾十年來，來自東亞的制成品進口一直占美國總制成品進口的45%左右。但自中國入世之后，中國作為地區組裝鏈條上最后一站在亞洲對美出口中所占份額逐漸擴大。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所占份額不到10%，但自2001年以來，這一比例已升至60%左右。因此，將美國的貿易逆差與中國的貿易順差聯系起來頗具誤導性。美國貿易逆差其實是對更廣泛的東亞的逆差。對歐盟來說也是這個道理。

 

　　道理雖然如此，西方的保護主義情緒卻很可能將持續高漲，因為人們認為制造業就業崗位已經流失到了中國。但西方就業崗位減少實際上也不是中國造成的問題。自二戰結束以來，由于服務業的興起和技術進步，歐洲和美國制造業工人的比例總體處于下滑態勢。低成本勞動力的供給——如果不是中國，也還有別的國家，如墨西哥、越南和東歐國家——使較高收入經濟體就業崗位減少成為必然。試圖利用貿易壁壘阻止這一進程最終將適得其反，代價將體現在所有國家出現增長放緩、福祉減少。

 

　　此外，近年來，就業減少狀況也發生了變化。例如，與普遍感受相反，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自2010年以來實際上一直在增加。但在中國，由于工資10多年來一直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制造業勞動力數量持續下滑。

 

　　但西方中產階層工資增長停滯已經引發了再也無法被輕易撫平的挫敗感。民主政治體制面臨壓力，必須在不放棄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的前提下，尋找辦法解決民粹主義的擔憂。中國等國在此過程中需要扮演的角色是，對本國結構性調整給西方造成的外部影響要多加體察。

 

　　作者黃育川(Yukon Huang)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中國業務局局長

 

　　譯者/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