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5日，香港知名武俠小說家黃易病逝。 黃易成長於香港50、60年代，他的作品傳入中國大陸，是在90年代。租書攤所代表的通俗文化穿插著他的整個生涯，也將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的兩種通俗文藝氣質糅合在了一起。

　　黃易所開創的玄幻小說，融合了最低的生理欲望和最高的哲學思考，也糅合了武俠、言情和科幻最突出的特征，最終在網絡興盛後獨霸天下，其核心架構思維與遊戲、電影、電視全面接軌，在今天衍生出讓全世界魂不守舍的種種“幻境”。只是，在網吧中扮演古代仙俠的遊戲玩家所做的夢，還是當年以寇仲、徐子陵為偶像的青年的夢嗎?

　　黃易

　　黃易的逝世引發出了大批紀念性的文字，其中有一則提到，黃易早年跟隨長輩以租書的方式閱讀了大量的武俠小說。當時的黃易或許並沒有想到，多年之後，自己的名字會成為租書文化的代名詞。

　　“租書”是為了滿足閱讀的需求。然而，不同於買書，選擇租書，首先意味著閱讀者渴望用最少的投入來獲得最大程度的內容。買一本書要花的錢，可以用來租二十本書;如果書本身不構成反複閱讀的對象，那么租書絕對比買書劃算。這也就在兩類書之間劃出了一條或隱或現的界線：大多數人選擇去“買”的，至少是十分有用、可以反複閱讀的書，比如教材、文學名著、工具書等等。在租書攤上，很少看到工具類、實用類的書，也似乎看不到嚴肅的文學、宗教或思想性作品。反過來說，租書攤所提供的閱讀選擇其實是相當單一的：唯有那類看上去僅僅是為了“娛樂”的書，才會進入到租書市場當中，構成長盛不衰的風景。在過去，閱讀文學作品僅僅是少數受過教育的人的專利;但在租書攤盛行的時代，那些在底層生活的人們則有了充分的渠道接觸到文字，進而受到某種由通俗的、娛樂化的寫作帶來的思想引導。

　　80、90年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會記得，通俗小說幾乎構成了租書攤的全部內容。金庸、古龍、梁羽生、臥龍生、溫瑞安、瓊瑤、倪匡(衛斯理)、黃易……這些響亮的名字一度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租書市場的代名詞。武俠、言情和科幻小說是出租書中永恒的主角，後來興起的玄幻小說，往往綜合了這三者最突出的特征，最終在網絡興盛後獨霸天下，其核心的架構思維與遊戲、電影、電視全面接軌，在今天衍生出讓全世界魂不守舍的種種“幻境”。

　　在現實世界裏，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總是常規化的。朝九晚五、風雨奔波，在人人朝錢看的社會中，人的自然情感被規訓為單一的謀利意志，浪漫與想象則被切割打包，安置在工作暇餘。在過去，租書攤就扮演著提供浪漫與想象的催化劑的角色。在激情迫切需要得到宣泄和整合時，投入最低、效果最好的手段，莫過於閱讀通俗小說。租書攤其實就是小說文化的集中反映，進而也就是現代市民生活與文藝發生直接關系的關鍵環節。

　　在西方，“小說”這一文體一開始就帶有通俗性，與現代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密切相關。來自廣大鄉村的勞動力湧入城市之後，唯有通過閱讀小說，才能緩解內心的彷徨與孤獨。感傷的敘事有助於情感宣泄，甚至指明生活的尺度與方向;英雄的傳奇則讓失敗者自我代入，療救在現實遭受的創傷;至於滑稽之作，則可以為平庸煩悶的常規生活提供滋潤。可以說，正是在小說盛行的日子裏，西方人逐漸開始培育出一種不同於中世紀宗教化人格的全新自我，他們多愁善感的同時又膽大包天，既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又是浮想聯翩的理想主義者。這種矛盾的人格也正是西方現代通俗文學中最常見的、也熱衷於塑造的人格。顯然，西方現代通俗文學的創作者——書商、作家、報刊雜志——是與傳統教會知識分子格格不入的新型文化人，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編織幻想故事牟利，進而所提供的思想和敘事都旨在最大程度地滿足普通民眾的幻想欲求，甚至是激發出許許多多本來並不屬於他們的欲求。

　　在近代中國，通俗小說的興盛也和市民生活息息相關，馮夢龍、淩濛初等作家與書商關系密切，其作品帶有顯著的市場導向。《水滸傳》、《金瓶梅》這類由匿名文人創作、但又直接反映世俗生活的經典之作當中也有著通俗傳說、市民生活的痕跡。曆代的市民們在讀《水滸傳》時，會或多或少滋長“俠義”之心;看過“三言”、“二拍”，又會對自己的日常生活產生警醒意識。然而，與西方不同，中國儒家知識人下滲到民間、參與通俗文藝創作的事實表明，中國的通俗文藝中有著鮮明的道德教化意涵，這也使得中國傳統通俗小說表面上凸顯出縱欲和禁欲的矛盾。

　　到了晚清，西方現代都市生活方式進入中國，西方的“通俗”和本土的“通俗”之間迅速發生親緣關系。隨著“鴛鴦蝴蝶派”的興盛，租書攤文化開始盛行。徐皓峰電影《師父》中出現的天津街頭底層民眾租讀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的橋段，便是對這種文化的一次有趣的致敬。

　　《尋秦記》

　　黃易成長於香港50、60年代，他的作品傳入中國大陸，是在90年代。租書攤所代表的通俗文化穿插著他的整個生涯，也將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的兩種通俗文藝氣質糅合在了一起。作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與試圖重新書寫曆史的金庸和為現代江湖生活提供熱量的古龍不同，黃易的寫作顯得更為“西化”，更加重視想象與欲望激發。無論是“穿越”的《尋秦記》，還是“雙主角”的《大唐雙龍傳》，黃易大多效法的是西方成熟的通俗小說的寫作方式，盡管其中穿插著對中國玄學、宗教、曆史文化的諸多展現，但更多地是用現代視角去居高臨下地觀察古代世界，讓自我意識高度覺醒的主人公(項少龍、寇仲)充當讀者的導遊，對古代的思想和政治狀況進行褒貶整合，最後表達黃易這個20世紀香港人對曆史、對世界、對人生的時尚理解。

　　黃易把現代自由觀念以近乎粗暴的方式壓縮到曆史戲說當中，以“玄幻”想象的名義打開對性欲、權力欲、暴力欲的正當化寫作;與此相應地出現的，則是各種各樣的哲學宇宙觀、科學理論乃至於宗教教義的思想比拼。這往往讓人困惑：為何最低的生理欲望和最高的哲學思考往往並行不悖地出現在玄幻小說當中?顯然，這是因為這兩個維度都旨在暫時把人拉出現實生活，通向某種非同尋常的快感。對於一部分來說，玄幻小說能夠提供低級的享樂，包括香豔的和暴力的刺激;對於另一部分人而言，玄幻小說又顯得像是一種古老的秘密宗教的遺產。在每一個燈火昏暗、逼仄雜亂的租書攤裏，黃易式的玄幻小說的這兩種面相都構成了一種隱隱然的“禁忌”與誘惑，像一個衣不蔽體、欲遮還現的裸體少女，吸引著一些素來好奇心旺盛的青年人走入其中，也讓另外一些規規矩矩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經常逛租書攤的人和經常逛錄像廳、電影院的人一樣，往往被社會視為道德上可疑的人。但是，這裏面或許也要做一個區分：為了單純感官快樂而租書的人，和為了滿足對奇幻理論與曆史知識的好奇心而租書的人，似乎本質上並不一樣。

　　隨著網絡的普及，租書攤文化開始逐漸消失。租書者的兩種可能性最終被凝聚成了唯一的可能性。在文學文本唾手可得的年代裏，寫作者的目標不再單純。租書攤時期的通俗小說作家，哪怕是西化的黃易，一旦意識到自己的作品可能會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許還會試圖探討宇宙奧秘和政治道理，抑或給青年男女、底層民眾指出人生出路;但在今天，網絡小說的作家中有這份覺悟的人越來越少，他們甚至刻意降低自己作品的思想和品位，以求迎合最多數的追求感官快樂的讀者群。

　　從租書攤時代到網絡文學時代，玄幻文體一直保持著盛行不衰的趨勢。盡管有億萬資本參與，影視和遊戲產業鏈以狂飆突進的姿態對“玄幻”進行大力扶持，盡管據說不下黃易的大寫手也層出不窮，但我們會發現其中沒有太多更加新穎獨到的創造。尤其是對於許多年紀比較大的人來說，在網絡上付費看小說或電視劇，早已經失去了當初年少輕狂時在宿舍裏打著手電筒面色潮紅地看《尋秦記》的充實感。在這個全息影像時代，日常生活中彌漫著玄虛的氣息。尤其是，隨著VR技術的發展，華山論劍的超邁、金風細雨的滄桑、一簾幽夢的浪漫和破碎虛空的玄奇都將變得觸手可及。但是，在網吧中扮演古代仙俠的遊戲玩家所做的夢，還是當年以寇仲、徐子陵為偶像的青年的夢嗎?過多的玄幻，會否引發更多的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