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一段時間以來的社會新聞和網絡論戰，我們不難有這樣一個感覺：我們似乎越來越容易生氣，好像每個人都越來越“脆弱”了，稍微有一點紛爭或沖突，就感覺自己受到了巨大傷害，就要跳腳抗議，甚至采取暴力手段。網友創造性地使用了“一言不合就……”的句式來形容我們的易怒，一言不合就生氣、一言不合就開罵、一言不合就打人……以前龍應台質疑，“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現在我們擔憂的反倒是：中國人，你為什么那么容易生氣?
權利“敏感”
比如之前引起廣泛關注的“女大學生踹女童”事件。一位母親跟另一位家長帶著兩個女孩到某飯店吃飯。在飯店裏，兩個同齡的孩子在一起玩耍，鄰桌的女大學生嫌孩子吵鬧，奔向小女孩踹了一腳(踹到椅子沒踹到人)，女孩的母親隨即與女大學生發生拉扯。
“女大學生踹女童”事件截屏圖。
在事件平息之後再回顧，它的起因本是一件多么細微、在我們生活中多么普遍的小事啊。飯店裏有小孩吵鬧，可以先告知家長或者服務員，大人怎么二話不說上去直接就是“踹”;女孩的母親一上去就是動手打人，甚至連上來勸阻的服務員也打;網友的反映也是如此，看到新聞立即就憤慨地站隊，相互指責。於是一件小事就這么鬧大了。再搜索一下“動手打人”的新聞，基本都是這起事件的翻版，起因都非常“輕微”，嫌鄰居唱歌難聽動手打人、嫌飯店老板打菜少動手打人、嫌前車不讓超車動手打人……
除了社會新聞，在許多公共議題的討論中，我們也能深刻感受到網友情感的“脆弱”、情緒的易怒，幾乎是三言兩語之後就“開撕”。小到豆腐腦該擱糖還是擱鹽，大到如何看待馬裏蘭大學中國女留學生的演講。而在這些大大小小的議題中，常“罵”常新的幾個議題有諸如轉基因話題、女權議題、養狗話題。一進入這些話題的討論，雙方連說服彼此的意願都沒有了，一上陣就是扣帽子、唾沫橫飛地怒罵，就像是“一場運動員、裁判和觀眾一起上陣的‘足球比賽’。混戰結束後，留下的只是一堆無人認領的鞋子”。
從正面來看，人們的情感變得“脆弱”，說明人們對於自身的權益變得越來越“敏感”。以前龍應台質疑“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說的就是權利意識的匱乏。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一大變化之一，就是每個人權利意識的自覺。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自由平等意識、網絡媒體勃興提供的多元表達平台、民主政治進步造就的個體意識啟蒙，讓權利意識成為了人們的慣性思維。其結果之一是，人們敢於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敢於對侵犯個體權利的行為說不。男女同工同酬是女性的權利，是否生育是女性的權利，養狗是個體的權利，在公共空間裏享受不受侵犯是公民的權利，知道某樣食物的來源和配方是消費者的權利……在這些議題上對權利的聲張，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厘清社會是非觀念、促進權利平等、增進公民的公共素養。
但很多時候，人們的“脆弱”和反應過度，折射的是權利意識的“不健全”。約翰·穆勒的《論自由》這樣定義自由：“唯一名副其實的自由，是以我們自己的方式追求我們自身之善的自由，只要我們沒有企圖剝奪別人的這種自由，也不去阻止他們追求自由的努力。”權利與自由一樣，它是相互的，針對自身也針對他人。但不少人卻嚴以律人、寬以待己，自身的權利無限度放大，卻忽視了他人的權利，比如不能容許小孩吵鬧，自己卻能動手打人;自己愛狗，別人不愛狗就不行……另一方面是，隨著個體權利意識的勃興，我們的公共意識和責任意識卻沒有跟上，就好比許多人抱怨霧霾遮天，可要是倡議他安步當車節能減排，他意見比誰都大。
正義的火氣
除了對自身權利的“敏感”，很多人之所以“一言不合就……”，就在於他自認為自己是正義的，有了這一立場，他就擁有了生氣的理由和底氣。
說回“女大學生踹女童”這起事件，網友迅速分成兩派，並討伐對方，是因為他們自認為自己的立場是無可指摘的。在支持女大學生的網友看來，現在的確有太多“熊孩子”，家長卻不管不顧。“你的孩子不教育，就會有人替你教育”，女大學生踹向“熊孩子”，對“熊孩子”父母的最好警告。
在支持母親者看來，為人父母，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被陌生人“踹”，產生憤怒的情緒也是一種本能。更何況，女童玩耍的時間並不是很長，女大學生踹向女童之前，並沒有告知家長勸阻或求助於服務員。因此，女大學生自己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小仙女”，該用罵聲讓她清醒清醒了。
人一旦自認為正義，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正義的幻覺和道德的亢奮中;有了正義的名義，他們不免失去審慎和節制，動輒采用暴力的手段去“懲戒”他們眼中的非正義一方——既然你有錯，那么我就可以罵你或打你。這種怒氣，我們不妨稱之為“正義的火氣”。
“正義的火氣”之所以值得警惕，不僅在於所謂的正義是片面的、甚至是種幻覺，更在於它最終導向的往往是暴力行為，而施暴者卻仍自認為正義。這讓人想起了一樁舊案，1925年11月29日北京發生了《晨報》縱火案。當時人在上海的胡適寫信給也在上海的陳獨秀，信中談論的就是他們就《晨報》縱火案而引起的沖突。陳獨秀的一個反問“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在胡適心中激起很大波瀾，他回信直言“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胡適以為，爭自由的唯一的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容忍是自由的前提，沒有容忍便沒有自由。“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也就是說，雖然有著“正義”的頭銜，但“正義的火氣”導致的不容忍以及暴力行為，才是自由和權利的真正敵人。法學家傑裏米·邊沁曾一針見血地說道，“在一個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會裏，一個人所能夠擁有的一切權利，其唯一的來由是法律。”“正義的火氣”不是權利的來由，法律才是。如果社會上任何議題都不能有話好好說，而是在“正義的火氣”的裹挾下“打一頓”解決，其結果就是，我們身邊的暴力行為越來越多，整個社會風氣越來越暴戾。試想一下，如果那些被“正義的火氣”裹挾的人每天都上街“鋤奸除惡”，那誰能保證我們不是下一個受害者?我們的社會還有安全感可言嗎?
無名之火與遷怒機制
在“女大學生踹女童”這起事件中，有讀者可能會留意到這樣一些重要的細節，就是大學生在采訪中表示，她之所以突然發作，一來是因為跟男朋友吵架正在氣頭上，二來是以前遇到過類似事情，因為公共場合孩子吵鬧導致親戚差點進醫院。不難推斷，她之所以踹向女孩，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女孩真的很吵，而更主要的一方面則是，遷怒，她是把在其他方面遭受到的怒氣，一並撒到女孩身上了。網友的站隊也是“遷怒”，他們不過是借這個事件發泄他們長期對“熊孩子”或“小仙女”的不滿，他們平時不敢動手，別人替他們動手了，於是他們要拍手稱快。
這種遷怒機制非常普遍。當事人本來就一身怒氣沒處發泄，“一言不合”不過是一個契機，當事人剛好借助這個契機將這一身怒氣一股腦發泄出來。而遷怒機制之所以存在並發生作用，是因為人們有著一身無名之火。
這種無名之火，往往與事件無關，事件不過是導火索。無名之火可能是具象的、短暫的，比如剛好在公司被領導罵了、在競爭中被競爭對手黑了、辦事過程中遭遇了相關人員的刁難，等等。當事人處於一種弱勢地位，他們在當下敢怒不敢言;可回頭一旦面對比他們更弱的弱者，他們不免把在強者那裏受到的怒氣轉移到了更弱者身上。好比女大學生，跟男朋友置氣，踹向的卻是小女孩。這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
無名之火，也可能是抽象的、長久的，它沒有指向某種特定的人或事，而是在長期的社會經驗和生活經驗中累積起來的一種情緒，這種情緒往往是“弱勢心態”“受害者心態”“公平焦慮”“被剝削感”，並最終演變為揮之不去的“暴戾狂躁症”。網絡上有許多看到什么都要狂罵一通的“鍵盤俠”就屬於此類。
早前人民日報社旗下的《人民論壇》雜志做過一個“當前社會病態調查”，列舉了“當前中國十大社會病態”，其中有一個就是“暴戾狂躁症”。調查中這樣寫道，85.3%的受訪者認同當前社會彌漫著較為嚴重的暴戾狂躁症，“易偏激、動怒，惡語相向”(42.5%)、“動轍以威脅他人或自己的生命為解決之道”(24.4%)、“惡性事件中手段殘忍”(24.3%)，成為暴戾狂躁症排名前三的表現。而“弱勢群體”(33.6%)則被認為是患有“暴戾狂躁症”最為顯著的群體。缺乏機會、缺少資源，被剝奪、被擠壓等“標簽”是社會對這類群體的刻板印象，“在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出路之時，暴力方式就成為非常可能的選擇”。
可見，在對“一言不合就生氣”現象的反思中，我們不僅要就事論事地檢討權利的“敏感”、“正義的火氣”，也不應忽視普遍性的暴戾之氣背後的“無名之火”，以及產生“無名之火”的更深層次原因。畢竟，太多的無意義紛爭已經給了我們足夠多的教訓。“一言不合就生氣”既帶不來討論的深入、真理的澄清，反倒帶來群體的撕裂、人心的暴戾，並最終導致社會秩序的“脆弱”。我們實在不得不警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