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就开始当书商，现在是七十一岁！”说这话的人，是我6月16日在香港要拜见采访的人物。我的老乡。
这是我2011年2月给他拍的照。
这是这趟拍的。
好可怕，六年四个月，就这么chua地过去。人生有几多六年四个月？！同样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类似的姿势。
画中人，苏赓哲博士，祖籍南安官桥，香港著名的二手书书商，专栏作家。
而我喜欢称之为“书人”，因为苏博士爱读书，爱藏书，爱买书，爱卖书，也爱拍书，现在又爱出书，帮自己出，也帮别人出。“我七岁就从新华书店买小人书，来卖给小伙伴。那时可能是全世界最年轻的书商。”他的新亚书院，以前只是藏书买卖书，现在做的是更大的局。
旺角，拜访“二楼书店”——新亚书院
台风过后，6月16日这一天，香港继续没完没了下着雨。空气潮湿。走起路来，湿滑湿滑的。让人心烦。即使在街上遇到与自己的名字相仿的“卓悦”，也悦不起来。
这一天，我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走进摩肩擦踵的香港旺角西洋菜南街，来到位于繁华地带的好望角大厦，准备上十六楼。
这座大厦，其貌不扬。但来到电梯口，你便能领教到与深圳不一样的香港秩序和香港服务：上电梯的人拍照队，电梯口立着三位老先生，他们是大厦的管理员。他们引导着排队上楼的人依序进入两个垂直客梯和一个垂直货梯。一个拉车送货的快递员，不排队站在货梯前，准备进入，但被阻止。
我打算上去采访苏博士。上次采访，记得是在四年前，后来查查才发觉已是六年多前，我当时客串摄影记者。这次，拍视频。
进入书店，望着坐在工作台边的苏博士的母亲，连喊“阿嬷”，但她或许耳背，没怎么听到我的喊声，等我走近，她才发现我的到来，微笑缓缓绽放。书店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对我说，苏先生夜晚写东西，起得迟，要下午四五点才来书店。
当时才两点许，阿嬷拨着儿子的电话，然后让我与苏先生接通。我们约定四点半见。
我在店里瞄了一会儿的书。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买了七八本书，走到阿嬷的工作台埋单。阿嬷，是这家店的总掌柜，店有多长，她有多久的工龄。至今九旬的她，仍是这家二手书店的定价员、电话接线员、收银员。店里还有苏博士的表妹以及一位做兼职的老乡帮忙。
我自从认识了苏博士，来这个书店不下三十次。我家里书柜了有不少书，是蚂蚁搬家从这儿“搬”来了。所有的体验已不再fresh。援引一位中山书虫的体验：
『从16楼的电梯口出来，跨入一条狭长的过道，新亚书店就在左手边的第一间，是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小屋，除了天花板没有放书外，墙壁与地面均被书籍堆压得水泄难通，一条仅一人身宽的狭窄书径仿佛不情不愿地从中隔挤而出。店内书种颇杂，以文史哲为主，大部分都是大陆书籍。置身其间，是极易令人忘却时间与空间的。最后挑得十几本去柜台买单，店员正埋首在一本书上套塑料袋，瞟了一眼封皮，竟是1979年台版西西的《我城》，如今早已绝版。店员平静告知此书昂贵，是用作拍卖的。
原来新亚书店除了贩卖旧书，每年还主办几次珍品书籍的拍卖会，据说这是如今旧书店的新生存之道。似乎是有意补偿我内心的遗憾，出门准备下楼，意外发现走廊深处还有新亚书店的另一间书屋，扫视了一下，也大都是大陆书籍，但书源较之前屋子里的好，像是精挑细选后的一些版本。最后共淘得五十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舍，八十年代的罗曼·罗兰，九十年代的《汪曾祺全集》与《张爱玲全集》，还有令人惊喜加讶异的梅·萨藤的《过去的痛》，这本书如今在大陆一书难求（孔夫子旧书网上此书被炒得昂贵），在此处却被随意搁置在旧书堆里，只要港币五块。』
上述的“店员”，其实就是我喊的“阿嬷”。我一直纳闷一个问题：阿嬷年纪这么大，面对那么多二手书，不少是非常专业的，定价能准确吗？——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当面问这位九旬的“店员”。
不到四点，我在西洋菜街南转悠了一阵后，上了十六楼。不到四点半，苏赓哲来了，多年不见他依然是红光满面。于是，我大张旗鼓地夸了他一顿，就当是见面礼了。他把我带到另一间书屋。“你没来过吗？”他特别问了一句。
我们立即投入采访，他坐在新地方，接受我的问话。我们用普通话、闽南话，还有广东话。
苏博士说，旺角这个地方，卖电器卖化妆品，同时也是香港“二楼书店”的集中地。“我们虽然在十六楼，但在电梯里，你也就按一下按键，跟‘二楼’没什么分别。”我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不自觉想起位于大厦九楼的茶世家。
这是我2011年2月拍的照片，当时苏博士与母亲、朋友，讨论着书店拍卖的事。
阿嬷为什么那么老，对书的感觉还那么敏锐？
对此，苏博士高度评价自己的母亲：她是读私塾的，从小喜欢书。苏博士书，她最喜欢的书，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他跟妈妈一样，开二手书店是为了更方便更自由地读书。糊口当然也是一种理由。
掐指，我与苏先生已有四五年未谋面了，这期间传播渠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阅读方式也日新月异。但新亚书店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坚守自己的物业的基础上，租了个地方进行扩张。
我纳闷：那么庞大的实体店，你没有压力吗？
苏博士慢条斯理，回答我的问题：这几年我们的二手书店平稳地发展。现在在乎的是货源，而不是销路。我们寻找二手书的来源，不可能挨家挨户去问人家有没有书卖，只能靠固有供应商送上门。六年前，我与晶报的同事庄向阳来采访。苏博士说，以前常常光顾收买佬、废纸铺，整批整批地买下旧书报，再回到店里逐本挑选。同行之间的炒卖也是重要的进书渠道，此外，苏先生还不时到内地、台湾、东京、澳门等地淘书，近年来，回流书籍也成了旧书来源。
来买书的，多数是为了藏的。如果他们只是为了读的，那么我要等他读完书，再来买，要等多长时间……
六年前，旺角周边大大小小的书店有三百多家，随着电器店、药行的扩张，现在只剩一两百家。而在坚持着买旧籍古书的，只剩一两家。苏先生坚持认为，要看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要看二手书店有多少，而不是新书店有多少。
苏博士勤耕不辍，每天坚持给明报写专栏文章。“每天在书堆里，读那么多书，要把别人的智慧，转化成自己的体会，自己的思想。”一个老顾客走进来，说有段时间没读苏博士的文章了。我顺便问：博士你开个公众号，把专栏文章发上去，让天涯若比邻，人人都可以分享你的思想。顾客说：博士那些文章，都是限制级的。我说不会啊，我刚刚看到他的一本杂记集，尺度还OK啊。对方呵呵两句，我们把话题休止了。
福建人移民香港者众多，但很多人的地位，只比在家乡农村时好了一点。苏博士认为，他与母亲命运的改变，动力来自读书。
母子或母女在香港相依为命，是很多福建家庭的模式。早年，闽南男人在老家结了婚，漂洋过海下南洋，后又娶了南洋妹，另立家庭。在老家的母女、母子借投奔亲人的名义，路过港澳，在此留下。七十年前的香港政策，只要你踏足新界外的香港土地，就能获得居港权。
苏赓哲博士在家乡的官桥，读完五年级，以同样的渠道，到了澳门，然后转渡香港，从此在此开始了新生活。在家乡年年考第一的他，到了香港也借助读书的力量最终进入了珠海学院（CHU HAI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创建于1947年），后来修成博士，留校任过教。
读书，是在别人的视野上，加宽加高。苏博士表达这样的思想。
对于每个游子来说，家乡永远存着美好的记忆。但对于苏赓哲博士来说，这是例外。他1955年九岁时离开官桥，到了2015年才回了故乡。
孩童时代，他把从新华书店买来的连环画（小人书），一箱箱堆积起来，租给其他小朋友和童心未眠的大人。六七岁就开始赚钱，那是他做书商筑梦的地方，却也是做噩梦的地方。
“我把考了全班第一的成绩单给她看，脸上却被啪地一下落了一巴掌！”苏博士说，这段记忆从孩提时就给他种下阴影，至今无法摆脱。这个她，就是生自己的母亲，到香港后一直与他相依为命的人，跟他一直撑起“新雅书店”的女掌柜。
“我小时候也被母亲打得半死啊！”我说着，然后试图在手里找个伤疤，但没找到。
“那不一样，你可能是因为淘气、不听话！我是乖乖的，总挨不明火。”苏赓哲不止一次这样为自己鸣不平，这是第N次。
虽说是“不明火”，但长大后的苏赓哲认为，这其实是“明火”。到了菲律宾的父亲，在婚姻上背叛了母亲，所以她把气撒在“苏家人”的身上。“母亲回去的时候，到了娘家，看着自己在内坑娘家的祖厝塌了，伤心地流着泪。”……
不愉快故事，是从首次回故乡的话题引发的，看到苏博士眼眶湿润了，我觉得有必要终止话题。立即执行！
苏博士与妈妈，一个七十一，一个九十一。有人说，老年是童年的重复，我深信不疑。有人又说，在妈妈面前，孩子永远长不大。我更深信不疑。
母亲当年的所痛所楚、所作所为，也许是一直在当孩子的“小苏”，所无法体会的。爱被夺了，比命被夺了更痛。也许是这样。
外界评价这对母子：他们是两卷珍本旧籍——
一本是老式线装，一本是旧式平装。
走的时候，我特别把阿嬷和苏博士拢在一起，拍了张亲密照。我很羡慕，很嫉妒，至少他与母亲维持了71年厮守一起不分开关系。而我，与母亲关系只维持不到半世纪，其中厮守一起的日子不到一半。
想读书，书绕膝。你很富足。子欲养，亲仍在。你好幸福。——想对苏赓哲博士这么说。但又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