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來臨，持續高溫。周三，中紀委通報了67起侵害群眾利益的案件，天南海北的基層“蠅貪”被暴曬于陽光之下，而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本周的“打虎”在前半周，且屬于反腐中的增量。無論是“最年輕的省級統戰部長”王宏江，還是主政一方的前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都是反腐向縱深繼續推進的“獵物”，這也再次證明：反腐永遠在路上。

　　還有一件事至關重要。周五晚間，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正式發布，被稱為巡視工作條例“3.0版”。一些重要的修改，背后有深意。

　　王宏江：黃興國的“大管家”

　　周一下午3點多，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天津市委原常委、統戰部部長王宏江因嚴重違紀受到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他是繼黃興國、楊棟梁、武長順、尹海林之后的天津第五“虎”。

　　這份并不算長的通報用簡練的筆墨點出了王宏江違反三條紀律：在組織進行談話函詢時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違規決策使用財政資金，送給他人禮品，“紀律意識淡薄，嚴重違反組織紀律、工作紀律和廉潔紀律”。

　　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中共中央批準，決定給予王宏江同志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降為正廳級非領導職務。從副部級降為正廳級，似乎還稱不上“斷崖式降級”，但行政撤職確是很重的處分，而王宏江的仕途可謂春風得意。

　　公開資料顯示，王宏江，男，漢族，1965年9月生，天津市人，是土生土長的天津干部。2012年6月，王宏江任天津市政府秘書長，時任市長是已經落馬的黃興國，他可謂黃的“大管家”。2013年1月，48歲的王宏江晉升為天津市副市長，躋身副部級，后兼任市委政法委副書記。2015年12月底，王宏江出任天津市委常委、統戰部長。當時，50歲的他不僅是天津最年輕的市委常委，也是全國最年輕的省級統戰部長、唯一的“65后”。

　　王宏江落馬其實有跡可循。據媒體報道，今年5月天津市第十一次黨代會，王宏江落選市委常委。另一則消息則是，6月9日，天津市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冀國強參加了中央統戰部的會議。本周一，中紀委正式公布的消息證實了坊間的猜測。

　　2016年10月，中央第十輪巡視第三巡視組向天津市委反饋“回頭看”情況，指出天津存在圈子文化不絕，政治生態遭破壞；政治原則性不強，好人主義盛行的情況。 “天津圈子文化不絕、好人主義盛行，黃興國作為當時的‘一把手’，是主要污染源，他違背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的組織原則，大搞任人唯親，奉行好人主義，對自己人設計路線，著意栽培使用，使拜碼頭、拉山頭等歪風邪氣蔓延，敗壞了政治風氣，帶壞了一批干部。”在天津查處的案件中，“圈子文化”的問題尤為明顯，武長順治下的公安系統，楊棟梁治下的國資系統，尹海林治下的城建系統，都不同程度出現了“一查抓一串”的情形。

　　天津以肅清黃興國流毒、整治圈子文化和不作為問題為抓手，正風肅紀成效顯著。單是2016年，天津就有兩名省部級官員和14名廳局級官員落馬。最近的一則消息是，7月3日，天津市紀委發布消息：經天津市委批準，天津市第十六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西青區原區委書記周家彪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在接受組織審查，成為了該市近期查處的第四位區級黨政一把手。另外三位分別是津南區委原書記呂福春、紅橋區委原書記張泉芬和河北區原區長邊仁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徹底整治圈子文化和好人主義問題還需要馳而不息、常抓不懈。”就像天津主要領導所說，要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地抓下去，確保天津的政治生態得到全面修復和凈化，努力實現山清水秀、風清弊絕。

　　王三運：自稱群眾“服務員”

　　周二晚六點，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十二屆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三運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審查。

　　65歲的王三運剛剛卸任甘肅省委書記4個月。他是繼甘肅省委原常委、副省長虞海燕后，又一名落馬的甘肅省高官，也是十八大以來被查的第15位中央委員。另一則值得回味的信息則是，已經落馬的蘇榮曾在甘肅擔任省委書記三年，而王三運也成了第二位被查的前甘肅“一把手”。

　　公開資料顯示，王三運祖籍山東單縣，1952年出生于貴州。16歲時他成為貴州織金縣綺陌公社的插隊知青，擔任縣一中的代課教師。曾有報道顯示，王三運對家鄉織金縣感情很深，因其父是山東來黔的南下干部，后終老在織金。

　　1974年，王三運開始在貴州師范學院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三年后留校成為學校黨辦工作人員。在大學工作6年后，王三運進入貴州政界，走上從政道路，官至正部級。有分析指出，王三運能夠從貴州織金縣的一個普通代課教師，上升到省部級大員，并當選中共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屆中央委員，緣于他既有中東部發達地區的從政經驗，也有西南、西北落后地區的經歷，思路和視角比較開闊。

　　“我是服務員。”王三運在做客央視訪談節目時，對一名農村婦女說，“以后你們家有什么困難，可以直接給我寫信，我收到了就會來幫忙解決的。” 2011年調任甘肅省委書記后，王三運曾多次赴天水市武山縣，到村莊、農戶家中走訪調研，面對農民時，他多次說自己是“服務員”。

　　他也曾在參加全國兩會之前，帶著被褥，到甘肅最干旱的農村住了一宿，白天，他和那里的農民一起下地撒肥，面對面拉家常，傾聽他們生活中的困難。這樣的行為，很難說沒有真情實感，但也不排除作秀的成分。

　　說到兩會，筆者想起一個場景。去年3月9日，全國兩會甘肅代表團媒體開放日活動現場，一位記者多次發問，希望“王書記能回應一下武威抓記者的事情”。可自始至終，王三運都回避了這個問題。回應這位記者的，只有空氣和一個迅速消失的背影。后來，這段耐人尋味的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其實，在當年甘肅的新聞媒體新春座談會上，王三運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真正敬重新聞監督”。

　　十八大以來，甘肅雖然只打掉虞海燕、王三運二虎，但反腐力度并不小。甘肅反腐掃落的廳局級、縣處級官員，絕對數量不小，還有一些高級干部自殺、官場動蕩的傳聞。2017年2月11日，中央巡視組向甘肅省委反饋巡視意見指出，“蘇榮在甘肅造成的負面影響肅清不力”，因此甘肅的反腐風暴與此有莫大的關系。

　　7月12日，就在王三運落馬的消息公布一天之后，甘肅省委召開常委會，省委書記林鐸主持會議，通報黨中央對王三運涉嫌嚴重違紀進行組織審查的決定，“甘肅省委堅決擁護黨中央決定，一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經濟社會發展和黨的建設的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會議還指出，“要深刻認識王三運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審查的警示意義，從中汲取深刻教訓、引以為戒，更加深入扎實地抓好全面從嚴治黨、干部廉潔自律等各項工作。”“從省委常委會及各級黨政一把手做起，嚴格執行黨內法規，注重家庭家教家風，防范被利益集團‘圍獵’，防止在各種利益和誘惑面前失守。要堅決履行主體責任，不斷把全面從嚴治黨引向深入。”

　　巡視條例再度修改亮點多

　　2015年8月，中央對《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進行修訂。時隔兩年，2017年7月，又再次對條例進行了修改，一屆任期內為什么兩次對條例進行改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一共開展了12輪巡視，而2015年8月頒布新修訂的《條例》時，第7輪巡視才剛剛進駐一個月，也就是說還有6輪巡視沒有完成。中央紀委秘書長、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楊曉超介紹，中央對巡視工作高度重視，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23次研究巡視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每次都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因此雖然僅僅過去了不到兩年時間，中央對巡視工作卻又提出了不少新的要求，巡視工作在實踐中又有了不少新的成果需要用制度固化，因此修改《條例》顯得迫在眉睫。

　　就本次修改的內容來看，有五大看點：把政治巡視要求寫入《條例》、明確一屆任期內巡視全覆蓋任務、明確中央和國家機關應開展巡視、市縣巡察制度寫入《條例》、根據六中全會精神明確巡視監督重點。

　　例如，明確政治巡視定位，將政治巡視要求寫入《條例》，是本次修改的重點和亮點。《條例》第三條規定，“落實中央巡視工作方針，深化政治巡視，聚焦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發現問題、形成震懾，推動改革、促進發展，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明確了政治巡視的重點和目標。

　　政治巡視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巡視工作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從聚焦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突出“四個著力”，發現問題、形成震懾，到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聚焦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發揮震懾遏制作用，再到聚焦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深化政治巡視，突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政治生態，巡視定位越來越精準，任務越來越具體，利劍作用越來越彰顯。

　　在筆者看來，將市縣巡察制度寫入《條例》意義非凡。市縣巡察聚焦群眾“切膚之痛”，建立市縣黨委巡察制度，有利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打通黨內監督“最后一公里”。數據顯示，截至目前，31個省區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15個副省級城市全部建立巡察制度，336個市地、2483個縣區開展巡察。據統計，截至今年5月底，共巡察黨組織14.4萬個，其中鄉鎮黨委2.3萬個、占全國總數57.9％，村居黨支部8.2萬個、占全國總數12％，巡察監督利劍作用初顯成效。

　　《條例》系統總結巡察工作實踐經驗，要求“黨的市（地、州、盟）和縣（市、區、旗）委員會建立巡察制度，設立巡察機構，對所管理的黨組織進行巡察監督”，同時規定“開展巡視巡察工作的黨組織承擔巡視巡察工作的主體責任”。

　　對于市縣巡察工作，楊曉超表示，要堅持政治巡察定位，結合基層特點，著力發現損害群眾切身利益、脫離群眾以及“雁過拔毛”“小官巨貪”“鄉匪村霸”等腐敗問題和不正之風，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　（來源：上海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