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其中一冊的內文。上官云攝

　　原標題：日本戰犯筆供記載下的累累罪行：逼父親強奸女兒

　　中新網北京7月20日電(上官云)“你來看，這是當時一名戰犯池田豐的親筆供詞。在侵華期間，他明知兩名中國人是父女關系，還逼迫父親去強奸女兒。這樣的罪行，已經是反人類了。”18日，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會議室內，中華書局文化遺產分社副主編許旭虹打開了《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第二輯中的一冊，指著其中一頁對中新網(微信公眾號：cns2012)記者說。她的聲音微微顫抖，幾乎說不下去。

　　據悉，《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分一、二兩輯，全書120冊，共收錄戰犯842人的筆供，涉及筆供檔案近63000頁，絕大部分檔案屬首次公布。這些筆供，也記錄了日軍侵華期間犯下的種種罪行――用許旭虹的話來說，是“令人發指”。

　　《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第二輯中的一冊。上官云攝

　　《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的成書、出版，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前后歷時約三年時間。許旭虹說，在2014年12月，他們接到了編輯出版《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的任務，“包括我在內，我們項目組一共有四位責任編輯，兩位策劃編輯，很快投入工作中”。

　　在此之前，中央檔案館已經做了很多前期工作。許旭虹介紹，作者方中央檔案館已經做了非常詳盡的編輯整理工作，先讓書有一個基本體例，“然后我們跟作者方就體例進行反復討論，優化并最終確定體例，再進行編輯、加工、校對，最后成書”。

　　“收到稿件，需將紙樣與電子原稿核對。對稿件進行編輯加工，將待商討的問題與作者方中央檔案館溝通。雙方都有專人負責稿件的交接事務。每一步都要謹慎、有序地處理，必須保證書稿的高質量出版。”該書另一位責任編輯劉楠回憶道。

　　《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中北島吉人筆供(部分)。中華書局供圖

　　本書責編李曉燕透露，一開始大家覺得是影印稿，中文提要和英文提要也都不過幾百字，難度不會太大，但接觸后才發現想得太簡單，“我們都要把問題匯總后反復與中央檔案館核實、確認。整個編輯過程應了一句老話‘事非經過不知難’”。

　　而說起工作感受，上述三位受訪責編不約而同提到一個詞：痛苦。這個“痛苦”，指的是日復一日看到那些日本侵華戰犯供詞時的感覺。許旭虹說，那簡直是精神煎熬，“看到那些戰犯親筆供述的罪行，內心非常壓抑，非常抗拒看這樣的文字”。

　　許旭虹說，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中，每一份筆供前先是中文提要，然后是英文提要，筆供包含中文譯文以及戰犯日文原文筆供。有個別戰犯不識字，筆供請人代筆，這種情況不光代筆人要簽名，該名戰犯也要簽名或摁指紋。就是這842篇筆供中，記錄了侵華日軍的滔天罪行。

　　《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中大野泰治筆供(部分)。中華書局供圖

　　比如，本書第二輯收錄了戰犯池田豐1954年7月21的筆供。他生于1919年，1940年參加侵華戰爭，1945年被俘。令許旭虹印象深刻的，是該名戰犯供述他曾在明知兩個中國人是父女的情況下，迫使父親強奸女兒，故意羞辱中國人。

　　殺人、放火、搶劫……日本侵華戰犯可謂無惡不作。李曉燕向記者展示了《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中一篇戰犯供詞的中文提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大野泰治的戰犯的供詞：居然將所殺的中國人人頭燒焦，還用腦漿配藥服用”。

　　在這篇中文提要中，記者看到部分內容大致如下：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筆供。重要罪行有：1935年8月，從以橫道河子為中心的附近地區逮捕來許多中國人民，其中約20名禁拘于橫道河子警察署，“……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濃厚的理由，由石田斬殺了，將頭燒焦，說用腦漿配藥送來哈爾濱，我吃掉了其中的一個”。

　　本次《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發布會暨贈書儀式現場。中華書局供圖

　　“書里第95冊有一篇戰犯北島吉人的筆供：1933年6月左右，將當地有抗日武裝部隊活動的情報‘用電話告知劉家河子守備隊’。翌日，該守備隊進攻，‘帶回中國人頭1個，掛在劉家河站前吊燈臺上曝首示眾，1周后拿下’，送給站長(日本人)，‘該人用洋油桶煮之，提取骨骸，放于床間裝飾’。”劉楠說，該戰犯同時供出了其侵略者同伙所犯的罪行，這種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行徑的記述，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所犯滔天罪行不容撼動的鐵證。

　　虐殺中國小孩、奴役中國人……除了上述事例，《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記錄的侵華日本戰犯在中國所犯的罪行還有很多。許旭虹說，在編輯過程中，每當看到這些筆供都非常難受，“如果有機會，每個人都應該看看這套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書，看看我們的同胞當年經歷了怎樣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