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以特殊的历史文化及区位优势，承载着对外开放的使命。在国际贸易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和能力卓越而突出，以这种内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发展的站位和支点，将其打造成服务于全球的中国通商口岸品牌是值得期待的。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条件已基本成熟，并且其战略意义具有全球性，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世界级水平的大湾区，潜力不可限量。

　　●粤港澳大湾区在与内地的合作中要解决运行机制、体制机制、文化环境三个落差。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机制需要优势互补，分工协作;需要融合各个方面共同的需求;需要从优势互补转向优势整合、从各展所长到协同共进、从各有精彩到繁荣共造;需要产学研企的合作，打造湾区创新型人才。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经贸投资规则和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亟须培养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6.670, 0.05, 0.76%)。国际经验证明，湾区经济一直是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也是全球科技、创新、金融和产业集聚中心。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及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上第四个大湾区，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

　　日前，国际金融论坛(IFF)在广州举办大湾区建设论坛暨IFF第14届全球年会。会议围绕“世界大湾区建设：新动力、新增长、新格局”的主题，探讨构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合作平台，以推动中国及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与会国内外专家预计，到2030年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将超过现有的三大湾区，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湾区。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落实“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和“一带一路”倡议

　　2015年3月，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明确提出。2016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和国家“十三五”规划。2017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在于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这对于推进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及“一国两制”国策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际金融论坛副主席辜胜阻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定位是构建世界级创新经济的湾区城市群。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发达的城市群，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核心城市，能够带动区域的分工合作和区域发展。”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完备的高端产业群，有健全的现代产业集群和金融服务支撑体系，有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有利于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粤港澳大湾区有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网。在这个湾区里，高校世界500强的数量也比较大，并拥有一大批国际化创新人才。粤港澳大湾区是优质资源和要素栖息地，有开放多元的包容环境和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网，有高效的物流体系和便捷的生活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化港澳与内地融合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为抓手，以确保“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得到全面落实。

　　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强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的需要。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南丰集团行政总裁梁锦松对这个观点表示高度认同。

　　“粤港澳大湾区有容海抱湾的区位优势，它还背靠国内广阔的经济腹地，是构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引擎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心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央的最高决策，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意志、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他呼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该紧紧纳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

　　粤港澳大湾区：到2030年前后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约7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左右。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到2030年前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会增长1800万，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湾区。申万宏源(5.270, -0.03, -0.57%)证券研究显示，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产值约9.3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1.4万亿美元。“未来10-15年，粤港澳将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湾区。”邢自强表示。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也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三大独特优势。首先，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产业链条完整、科技创新要素丰富、人才汇聚，对外开放程度高、国际金融及专业服务水平高。其次，湾区内拥有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两大一线城市、三个自贸区，对内对外竞争优势明显。第三，湾区最大特点是“一国两制”，它包括的三个各具特色的经济体系，其多元差异是世界上其他湾区都不具备的。邢自强表示，湾区的规划及发展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新趋势：第一，更多的消费由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拉动;第二是投资的转型：越来越多的投资倾向于创新型和知识型投资;第三是投资的反弹开辟了中国出口的新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赶超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潜力。美国史带金融财团全球合伙人、史带战略控股集团总裁钮小鹏介绍了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两大湾区的成功经验和挑战。他指出，服务业占比较高，优秀人才引进，法律以执法完备，明确的差异化等，是这两个湾区独具特色之处，值得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学习。但是，钮小鹏同时提醒：“高税率、政策、政治不稳定，高成本、重监管以及不清晰的激励机制，是造成这两个湾区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将一些竞争优势拱手让给美国中西部和南方内陆地区的主要原因。”同样，在介绍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发展经验时，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姚培生认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不应该照搬旧金山、纽约、东京湾的发展模式，不应该成为吃喝玩乐消费者的天堂，而应该成为凝聚创新者的都城。姚培生建议：“粤港澳发展要有超前创新的理念，至少应该超前30年到50年的理念来制定发展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应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良性互动。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利明从发展贸易口岸角度出发，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支点。他介绍说，在近代历史中，广州十三行是世界第三大对外通商口岸，广州也一直是全球繁华的世界级城市。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的崛起，改革开放后深圳的发展，以及广州港(6.010, -0.06,-0.99%)的快速建设，都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以特殊的历史文化及区位优势，承载着对外开放的使命。在国际贸易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和能力卓越而突出，以这种内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发展的站位和支点，将其打造成服务于全球的中国通商口岸品牌是值得期待的。此外，余利明还特别强调，“香港、深圳、广州作为一个整体的枢纽港在全球和中国范围内地理跨度都不算大。同时，三个港口位于共享华南的腹地，在经济发展上都已经是完全的市场化运作，香港已经是全球运作非常成功的自由港。所以，把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超级枢纽港来看待，组合形成粤港澳大港区既具有合理性又十分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将会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认为。他相信粤港澳大湾区将会引领中国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条件已基本成熟，并且其战略意义具有全球性，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世界级水平的大湾区，潜力不可限量。“金融创新是大湾区建设的独特优势。在互联互通的机制下，大湾区比较容易形成金融创新的集成优势，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更为广泛的投融资和成长平台，帮助企业走出去，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持续迈进。”祝宪说。

　　粤港澳大湾区将在三地优势互补中实现协调发展。梁锦松在解读大湾区发展的机会和方向时指出，“首先，大湾区符合国际发展潮流，符合时代需要，符合地区客观发展形势。其次，世界已经从工业经济引领的时代转向知识经济或创新经济引领时代。为实现产业金融创新的有机联合，湾区或城市群的发展是必要的。再次，这也符合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的客观形势，及三地优势互补现实。”IFF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王燕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九个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处在微笑曲线不同位置上，所以，这三个地区优势互补性强。另外，中国在全世界服务贸易排序的序列位置比较靠后，这会对制造业造成一些阻碍，而港澳在服务业出口方面有巨大的比较优势，服务业贸易的发展方面，广州应加强和港澳地区的交流。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挑战：主要矛盾在于粤港澳间体制机制的协调

　　“粤港澳大湾区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在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阻碍。”辜胜阻指出。他强调：“该湾区的一体化面临区域本位主义、同质竞争、体制障碍三个难题。粤港澳大湾区在与内地的合作中要解决运行机制、体制机制、文化环境三个落差。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机制需要优势互补，分工协作;需要融合各个方面共同的需求;需要从优势互补转向优势整合、从各展所长到协同共进、从各有精彩到繁荣共造;需要产学研企的合作，打造湾区创新型人才。”祝宪也表示，大湾区的建设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比如，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大湾区需要体制机制的协调和创新。”

　　除了体制机制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和挑战，也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夏乐认为，要将粤港澳建立成一个大湾区，其实就意味着要对这三个不同地区长期存在的竞争局面进行修理调整，这就存在着寻找平衡的问题。但是，夏乐提醒：“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功，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来自于地区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所以在大湾区的建设上，可能需要对以往的竞争局面进行修整，在保留一定竞争和开放的模式下，如何引入政府的干预指导，找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还介绍，这一湾区还应该关注信息的流动。夏乐认为，“中国内地的科研、人才教育需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从外边吸收大量信息。但是，很遗憾，现在，无论是信息，还是人才的流动依然是有阻碍的。”他提醒，“除此之外，还有两方面的挑战，它们分别来自于对于人才的吸引以及贫困问题的缓解。一个城市想要留住人才，很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住房问题。如何降低房价或者发展本地的租赁市场，是这个湾区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同时，能不能在湾区之内实现土地建设指标上的相互调剂以及在湾区之外的地区，通过市场化的购买进行补贴，更好地留住湾区内的人才，值得政策性关注。与此同时，目前香港有大约近一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不能够对收入分配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解决湾区的贫富差距问题，那么湾区的发展即使很快，却不能称之为成功。”以上问题也得到了其他与会专家学者的认同。梁锦松指出：“目前大湾区的建设实际上是分隔的，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市场、资金、人才方面的流动都没有完全打通。所以，要想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湾区经济体，必须要打破分隔，必须要一体化，当然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作者单位：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