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是晚清民國時期一位特立獨行的學者、翻譯家。近20年來，他最為大眾熟知的一部作品是譯自英文的演講集《中國人的精神》，這本書的漢譯本從海南出版社1996年首次出版以來，風靡全國，長銷不衰。據不完全統計，至今已有下列出版社推出過不同譯者的譯本：
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杜川譯，2006年
天津教育出版社，楊華青譯，2007年
中國城市出版社，秦海霞譯，2008年
北京理工大學，李晨曦譯，2010年
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陳高華譯，2011年
安徽文藝出版社，何葉譯，2011年
譯林出版社，李晨曦譯，2012年
中國畫報出版社，李若華譯，2012年
文津出版社，張恒譯，2013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李靜譯，2016年
……
如果再算上各種地攤盜版和英漢對照讀物，《中國人的精神》版本竟高達數十種之多。當然其中學術可靠性最強的應該是黃興濤、宋小慶的譯本，除了海南出版社1996年初版以來，這個譯本還先後被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古吳軒出版社(2009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印行。
面對出版市場上持續熱銷的事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國人的精神》受到國人如此追捧，乃至各大出版社爭相出版，甚至一版再版。是辜鴻銘的個人魅力，還是此書自身的價值，又或是精明的營銷策略?
“文化怪傑”
毫無疑問，辜鴻銘首先是一位極具個人魅力的人物，相比大多數中規中矩的學者來說，他的著述行事天生具備被“炒作”的潛質。
如今在介紹辜鴻銘的一般性文字裏，都會在他的名字前面按上一個“怪傑”的頭銜。倘若搜索一下關於辜鴻銘的媒體文章標題，各種“怪傑”紛至遝來：清末怪傑、民國怪傑、狂士怪傑、曠世怪傑、文壇怪傑……總而言之，就是要強調辜鴻銘的與眾不同。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公眾對辜鴻銘的刻板印象就是一個很有學問的怪老頭，也十分樂於閱讀和傳播那些學術思想之外的趣聞軼事。
辜鴻銘像
關於這一點，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上個世紀末就已經指出，“近代以來的讀書人，對於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語言能力，還有諸多妙語，比如辮子、茶壺、三寸金蓮等，不乏拍案叫絕者。可一句‘文壇怪傑’，就基本上將其‘消費’掉了。對於奇談怪論，‘寬容大度’的國人曆來的態度是：可以欣賞，但不必當真。這么一來，名滿天下的辜鴻銘，其實沒有多少及真正的聽眾。辜氏晚年自稱京城一景，想來不無淒清落寞的感覺。滿城爭說辜鴻銘，這與西山看紅葉或動物園裏欣賞‘國寶’大熊貓，差別不是太大。”(《軼事之外的辜鴻銘》，載《中華讀書報》1996年5月8日)
然而辜鴻銘從來沒給自己貼上“怪傑”的標簽，那么後來流行於世的稱號又是出自何處?
梳理辜鴻銘“被重新發現”的過程，可以肯定嶽麓書社1988年出版的《文壇怪傑辜鴻銘》(伍國慶編)一書功莫大焉。此書印量雖然只有2200冊，但是對於辜鴻銘後世“怪傑”形象的塑造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文壇怪傑辜鴻銘》收錄了包括胡適、林語堂、周作人、毛姆、托爾斯泰等在內的24位中外名家跟辜鴻銘有關的回憶評論，相對集中地展現了這位1949年以後受到忽視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生平觀點和趣聞軼事。
《文壇怪傑辜鴻銘》
其實早在1985年，嶽麓書社就出版了《辜鴻銘文集》，收入其用中文寫作的《讀易草堂文集》與《張文襄幕府紀聞》。但事實證明，廣大讀者對辜鴻銘八卦軼聞的興趣要遠遠超過他自己的著述，結果就是，人們只記住了作為“怪傑”的辜鴻銘。
《文壇怪傑辜鴻銘》在當時屬於嶽麓書社“鳳凰叢書”中的一種，八十年代這套“鳳凰叢書”是由老一輩的著名出版人鍾叔河先生策劃的，主要是重新整理出版“有文化積累意義或學術藝文參考價值的一九一一至四九年間的舊籍”，包括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陳子善編《梁實秋文學回憶錄》、儲安平《英國采風錄》等在當時算得上突破“禁區”的選題。
鍾叔河在叢書總序中引用沈從文的話“俗說鳳凰不死，死後又還會再生”，來表達這套書的主旨寓意。辜鴻銘，也由此“鳳凰重生”。
時代思潮助推
如果說《文壇怪傑辜鴻銘》奠定了辜鴻銘在改革開放後“被重新發現”的基礎，那么中國近代史學者黃興濤對辜鴻銘的翻譯和研究則為《中國人的精神》走向大眾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199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黃興濤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專著《文化怪傑辜鴻銘》，這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辜鴻銘文化活動和思想的學術專著，也糾正了此前有關辜鴻銘的一些記載不一的史實，從而引發學界的關注。
在書中，黃興濤將辜鴻銘總結為“一個奇特的文化保守者”：青少年時代是在國外度過的，在歐洲受過高等教育，精通英、德、法、意大利、拉丁、希臘、馬來等多種語言。歸國後進入張之洞幕府，隨即傾心於儒學文化，而且日益趨向保守，以至於清朝滅亡後仍拖著一條辮子，對人們公認的“國渣”，如小腳、納妾、辮子、八股文等都不同程度地加以贊賞或辯護。
辜鴻銘(前排右二)與泰戈爾1924年在北京的合影
繼黃興濤的研究專著出版之後，整個九十年代又相繼出版了多部關於辜鴻銘的書籍，例如黃興濤等譯《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黃興濤《閑話辜鴻銘》(海南出版社，1997年)、黃興濤編《曠世怪傑——名人筆下的辜鴻銘 辜鴻銘筆下的名人》(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孔慶茂、張鑫編《中華帝國的最後一個遺老——辜鴻銘》(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宋炳輝編《辜鴻銘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
可以說，這一波辜鴻銘的“出版熱”徹底將其帶向學界之外的大眾視野，尤其是黃興濤和海南出版社的合作全面超越八十年代嶽麓書社的版本，無論“文集”還是“文摘”，都比此前整理得更加詳實，其中當然就包括《中國人的精神》。
除此之外，九十年代的時代氛圍也為《中國人的精神》逐漸走紅提供了曆史機遇。八十年代的中國思想文化界處於“西學熱”的背景之下，“文革”的禁錮使得人們在國門打開後拼命地汲取西學知識以思考現實問題，薩特、尼采、海德格爾等西方哲學家和他們的著作成為最時髦的思想。
然而時代風雲變幻，進入九十年代之後，意識形態的突然“真空”使得此前飽受批判的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回潮，受港台新儒家的影響，大陸甚至也出現了一批鼓吹儒學複興的所謂“新儒家”。另外，1996年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後來成為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情緒升溫的標志性書籍。
在這樣的語境之下，此時辜鴻銘那些偏向文化保守主義的觀點和主張得到重視也就不足為奇了。
出版營銷亂象
盡管海南出版社1996年的《辜鴻銘文集》已經收錄了《中國人的精神》，但不知出於何種考慮，出版社同年又發行了《中國人的精神》的單行本。就是從這冊單行本開始，《中國人的精神》開啟了暢銷書的征程。
《中國人的精神》漢譯本1996年首版 《中國人的精神》1996年初版的封面上印著一張辜鴻銘身穿長袍馬褂、右手拄拐杖、左手撚長須的照片，前朝遺老味道十足。封底摘引了書中的一段話：
“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除了我上面提到過的那三種之外，還應補上一條，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條，那就是靈敏。”
辜鴻銘一生的主要著作都是用英文寫成，此外還有用德文、日文保存下來的著作。但在其所有著作中，最有影響的仍然是《中國人的精神》。此書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聞社首版，是辜鴻銘之前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的彙編。他致力於闡明中國人的精神，解釋中國文化的價值，唱衰基督教文明，分析歐洲戰爭的起因和出路，鼓吹中國儒家文明拯救世界，曾在西方轟動一時，被譯為多種文字。
《中國人的精神》是英文書名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的直譯，辜鴻銘其實還給它取過一個中文名字叫《春秋大義》，借此強調孔子在《春秋》裏包含的“尊王攘夷”、“名分”等微言大義。其次在原書扉頁上還有時任袁世凱政府交通總長的梁敦彥為之題簽的一個頗具傳統特色的書名《原華》。所以，這本書實際上一共有三個名字，但顯然，只有使用英文書名的翻譯才能具備成為暢銷書的條件。
《中國人的精神》1915年英文原版封面及扉頁
除了書名要起好之外，暢銷書籍的“包裝”也是非常重要。
“西方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故宮，但不可不看辜鴻銘。”為了凸顯作者的獨特性，此書後來的多個版本都將這句話印在腰封或者封面的顯著位置。其次，為了迎合消費民族主義情緒，“只有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這種失去語境的誇張言論也被精明的書商們單挑出來赫然印在書腰之上。
2007年，海南出版社以修訂本的形式發行了《中國人的精神》第四版，黃興濤在修訂說明中坦言：“如今，我們的譯本慘遭市場化的各種‘磨難’，故不得不重出以正視聽。”這裏的“磨難”指的就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精神》所遭遇的出版亂象早已使其脫離研究資料和知識載體的屬性，而淪為書商賺錢的工具。
當然，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是那些將此書心靈雞湯化的營銷。例如2014年河南文藝出版社的版本，粉紅的封面上畫著一名走鋼絲的人，旁邊寫著三個疑問句：“是什么讓生活如此累?是什么讓工作如此艱辛?但，又是什么讓我們對未來心存希望?”接著更讓人噴飯的語句出現在黃色腰封上：“《中國人的精神》至今有37個版本，但這本所談的距離我們最近，因為真正能讀懂辜鴻銘的讀者一定誕生在當代中國!”
假如辜鴻銘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著作被後人配上如此驢唇不對馬嘴的營銷廣告語，不知道還會不會認為只有中國文化才能拯救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