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纳名（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副研究员）

　　范仲淹是宋代名相，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他为官清廉，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享誉后世。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是对文彦博提出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激励着宋代士大夫满怀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范仲淹先忧后乐、为国为民的一生，被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楷模，同时他也治家甚严，教子有方，先后编写《戒诸子及弟侄》《六十一字族规》《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义庄规矩》等家训、族规，以训诫范氏子弟和族人，经其子范纯仁等不断整理、完善和实践，范氏家族人才辈出，以清廉奋进的家风闻名天下。

　　范仲淹继承了儒家“百行孝为先”的传统，提倡“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四民诗·士》）。他在《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首句就训诫子弟“孝道当竭力”。范仲淹出身贫寒，幼年丧父，随母改嫁，母子受苦颇多，当其进士及第、获得高官厚禄时，“欲以养亲，亲不在”，从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因此他告诫子弟不要只知“享富贵之乐”，要懂得“孝养有时”的道理。

　　训子、治家，亦不忘倡导和睦宗亲、邻里，进而兼济天下。范仲淹主张“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要求同宗兄弟之间要互相帮助，多积善积德，更要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爱情怀。范仲淹治家不局限于小家，而是着眼于整个宗族，不“独享富贵”。他训诫子弟：“家族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共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庶几和气，致祥永远。”（《六十一字族规》）在要求家族内兄弟互助、邻里友善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在“庆历革新”失败之后担任杭州知府时，范仲淹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义田，以救助家族中的孤老贫弱者，兼及“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同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义庄规矩》），同时“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

　　范仲淹创立义庄、义学救恤族亲、邻里，教化子弟，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宗族、乡村自治，淳化民风，稳定社会秩序，得到了北宋朝廷的肯定和嘉奖，“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攸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范文正公义学记》）。此举不仅对宋代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各级官吏和士大夫们纷纷效仿，置办义田、义庄、义学蔚然成风，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仿行者遍及江南，历经800余年而不绝。

　　范仲淹一生廉洁奉公，知行合一。他要求子弟“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从而培养谦恭、廉洁的意识，戒骄戒躁。官员的廉洁是从小养成的，用范仲淹的话讲，就是“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因此，他“常以俭廉率家人”（《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身体力行，“食不重肉”“衣才蔽无形”。在自己过着节俭生活的同时经常接济穷人，抚恤遗孤，奖励将士，他死后，“敛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

　　范仲淹认为富国安民必须改革朝政，惩处贪官污吏。在他看来官员的廉洁，要从小事、日常言行做起，从自家着手。其《戒诸子及弟侄》云：“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他还训诫子弟为官要清白，不要谋取私利，“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以光祖宗”（《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书》）。范仲淹还作《君子树》以明志：“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他认识到清正名节需要平日珍惜，劝诫子弟：“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戒诸子及弟侄》）

　　范仲淹作为宋代士大夫的廉俭表率，引起不少朝廷要员的共鸣和效仿。司马光作《训俭示康》以训诫子孙云：“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南宋名相赵鼎对《训俭示康》推崇备至，其《家训笔录》云：“节俭一事，最为美行。”并要求子弟每人抄写《训俭示康》一本，“以为永远之法”。

　　宋代实行“以文抑武”政策，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这种治国方针被美化为“祖宗家法”。而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自唐末五代已经衰落，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最公平、最重要的渠道，以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热情高涨。范仲淹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和科举改革。因此，他在庆历革新中就提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兴学校，本行实”，“育才之方，莫先劝学。”这些观念在范仲淹家训和子弟教育中亦屡有体现，他要求子弟“勤读圣贤书”，创办义学，将口头劝学与系统的学校教育实践相结合。其《义庄规矩》鼓励同宗子弟积极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按照应考的级别和成绩的好坏，给予钱粮支持，并由范氏义庄出资聘请老师，教授举业，使得“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范仲淹在教育子弟问题上，一贯秉承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原则，要求子弟，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心系国家，有忧患意识。他告诫子弟：“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戒诸子及弟侄》）培养子弟的忧患意识，做事要“谋画为先，聪明自广”（《蒙以养正赋》），不必计较一时利弊得失，要忍受贫穷和失败的考验，“勤学奉公”，时刻做好报效国家的准备。范仲淹勉励子弟，勤奋学习，以堪大任，“力微不足以助国家之急”，“大参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将就大对，诚吾道之风采，宜谦下兢畏，以副士望”（《戒诸子及弟侄》），鼓励子弟自食其力，凭借真才实学获得大任。范仲淹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训诫子弟成果显著，他曾自豪地讲“二郎、三郎并劝修学，口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家书·中舍》）。诸子皆为世所称，长子纯佑陪伴他出生入死、镇守边关；次子纯仁进士及第，“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宋史·范仲淹传》），秉承父教，关注民生，成为一代名臣。其他二子也名显一时。

　　总之，范仲淹家训以及治家举措，始终把家国情怀放在子弟教育的首位。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史称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传》）。他的家训和治家理念及举措，充分体现了“先忧后乐”的思想，将道德修为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士大夫主流观念的转变，而且成为宋代家风家教的重要特征，强化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宋朝先后出现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一大批“以直言谠论倡于朝”的名臣，“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义传序》）。

　　《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