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妃子当着乾隆皇帝的面，吐槽他诗才并不出众，审美俗气逼人。她提到一幅《鹊华秋色图》，乾隆盖了足足四十余个章，“高兴了敲一个，不高兴也敲一个，和以前在天桥底下看到的狗皮膏药一样，揭都揭不开。”

　　这当然不是史实，而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桥段。编剧写这段戏，显然受到了民间对乾隆艺术修养的评价影响。网络上，人们吐槽爱在名画上题字的乾隆是“弹幕鼻祖”，又笑他把自己变装入画，称他为“Cosplay大帝”，而在他指导下创作的艺术品，更是被调侃为“农家乐审美”。

　　《鹊华秋色图》，上面布满了乾隆的印章

　　这些吐槽虽有其道理，却也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乾隆的身份。

　　“作为一个文人，这些‘高雅艺术’不仅是他的精神食粮，也是其博学的标志，而这正是乾隆想要塑造的形象。”哈佛大学亚洲历史教授欧立德在《乾隆帝》中这样写道。

　　他塑造这种形象，自有其目的。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帝，统御群臣治理天下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艺术创作实则和江山稳固有关。

　　盛世皇帝的忧思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驿马从万里之外传来定边右副将军的捷报，新疆天山南北所有叛乱彻底平定，清朝最大的一块心病根除。三代皇帝七十年努力终于在这一天收获成果，大清版图得以扩张，领土面积达到1453多万平方公里，环顾四周，都是属国，大清内外，全无对手。

　　大清盛世在乾隆这一代走向顶峰。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一直到乾隆辞世，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库银在1790年甚至达到8000万两，将近康熙朝最高库银年(1719年)的两倍。

　　据历史学家张宏杰介绍，从1759年开始，清朝文件中就频繁出现“盛世”二字。可乾隆帝并不满足，在经济、军事、政治的力量达到巅峰时，文化也不能落下。北京画院研究员赵琰哲在其书中写道，清朝入关，统治中国，“如何让汉族子民承认自己作为儒家文化正统皇权的延续，一直是乾隆帝的心头所思”。

　　赵琰哲认为，在乾隆帝看来，对待汉族传统文化与儒家古训，消极抵制绝非良策，积极了解，重新塑造才是王道。乾隆对汉文化的推崇和尊重是其维护统治的一部分。汉文化讲究琴棋书画、品鉴古玩、作诗填词，乾隆帝一生也在努力把这些做到极致——哪怕只是数量上的极致。

　　“通过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艺术鉴赏家和实践者，乾隆想要展现给众人的是一个理想的君子形象。”欧立德在《乾隆帝》一书中写道，精通射术并不足以让他赢得文官的尊敬，他必须在文章和武德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

　　文化征服

　　2014年，故宫工作人员清理文物时，在库房发现两个写着“乾隆诗稿”的红色髹漆箱子，打开竟是乾隆写的2.8万首诗，既有用朱笔写的御笔稿，也有大臣誊写稿。

　　这还只是乾隆诗作的一部分。他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数量可媲美全唐诗，从10岁开始，到89岁去世，平均每天两首，有时灵感一来，一天可以写十几首。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有一天乾隆游览昆明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8首诗，平均7分钟一首。他专门写了一首诗记载这个小小纪录的出现：“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御制诗二集》)如此积累，乾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

　　对乾隆来说，什么都可以成诗，就像现代人发微博发朋友圈。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邱士华介绍，乾隆一吟诗，随臣立刻写在长方形小纸片上，然后再誊写一次，让他确认，若要修改，乾隆就用朱笔在上面改，形成诗稿。这些诗稿每十二年整理一次，让人多抄几份，留存下来。

　　虽然在影视剧中，常常被认为是风流天子，但乾隆诗中儿女情长并不多见，甚至也从不见“酒”字。乾隆说，自己吟诗，不为了风云月露，而是希望以小见大。

　　乾隆以诗为文，后世也可以从中了解他当时的思想、境遇。“平心而论，乾隆的诗，历史价值大大超过艺术价值。”清史学家戴逸在其书中这样写道。

　　北京画院研究员赵琰哲认为，乾隆帝诗作如此高产，一方面是他真的喜欢诗词，另一方面，也是有意通过这种方法，把自己塑造成文士形象，希望汉族官员或子民认同他。

　　“汉族文士，包括在朝为官的人，有点像现在的知识分子，有傲气的地方。靠钱财或靠武力，没办法打动我。”赵琰哲分析道，对这些人，需要靠文化征服，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咱俩都喜欢一个东西，都喜欢玩古董，都喜欢看画，都喜欢写字，那我就不觉得你是一个满族人。”

　　当然，乾隆作为九五至尊，并不是想以此讨好大臣、士绅，他需要在武力之外，让被统治阶层在文化上也臣服于自己。

　　至少表面看来，当时也有其效果。虽然乾隆大部分诗写得像流水账，钱锺书在《谈艺录》中直言不讳地谈到：“清高宗亦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可当时有名的文人赵翼则赞美他的诗歌，“神龙行空，瞬息万变”。

　　乾隆不但写诗，还常作画。1788年，荆州大水，乾隆恰好看到南宋李迪所绘的《鸡雏待伺图》，感慨道，“双雏如仰望，其母竟何之”，由此联想到荆州子民，觉得渴望赈济的饥民就像画中小鸡，于是，他亲笔仿了一幅《鸡雏待伺图》，命人刻在石头上，将拓画赐给各省督抚观赏留存，并将御制仿画制作成缂丝挂屏，在上面题诗，警示官员做好父母官。

　　欧立德发现，乾隆常把自己的书法作品赐予赏识的人。比如除夕之夜，乾隆会赐予朝中重臣“福”字，并在众人面前署上自己名字。欧立德认为，乾隆之所以如此，是“把自己在书法上的天资转变成一种政治资本”。

　　农家乐审美

　　乾隆六年(1741年)，景德镇督陶官唐英的日子特别不好过。远在京城的乾隆帝严厉申饬他督陶不用心。

　　雍正时期，他造的精美陶瓷多次得到雍正帝的夸奖，可到了乾隆朝，皇帝最多就批复一个“知道了”，也不说自己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唐英只能战战兢兢地工作着。有一年，他按照旧样烧制陶器，乾隆大发脾气，甚至让唐英自己承担造瓷费。后来，皇帝又特意派内务府催总老格到御窑厂协助他。

　　远道而来的老格透露了乾隆帝的喜好——喜欢成对的，新奇的，巧劲的东西。一下子，唐英就像打开了任督二脉，使劲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研发新品，挑战难度大的。

　　乾隆八年的四月，他督造了夹层玲珑交泰等瓶九种，送京呈进。乾隆帝虽然只回复了一句：自行创作。这已是莫大的认可。

　　乾隆时代最知名的一件瓷器作品，是央视《国家宝藏》上展现的“瓷母”各种釉彩大瓶。网上嘲笑乾隆农家乐审美也由此而起，瓶身花纹繁复、色彩艳丽。

　　“乾隆所处的时代是天朝盛世，歌舞升平，所以他就去追求热闹的东西，”陶瓷收藏家韩杰说，御制瓷器的特点反映的是帝王的心态。康熙的瓷器看上去从器形到画工都非常挺拔，釉子和胎结合非常紧密。雍正的特点是比较柔美，比较隽秀。而到了乾隆时期，文饰非常繁缛，技术复杂。

　　韩杰的工作室里藏了两件陶瓷，一件是乾隆朝的外销碟，呈粉红色，牡丹争奇斗艳，线条呆板拥挤，色彩浓艳，另一件是雍正朝斗彩碗，处处留白，清新隽雅。

　　“从艺术审美来说，确实没有雍正的造诣高”，韩杰说，但是乾隆时代的瓷器胜在技术好，“那时欧洲工艺逐渐进入中国，融合了这些，从工艺和科技上都进步了。”

　　饱受吐槽的“瓷母”各种釉彩大瓶就是如此，烧制难度极大，各种釉彩在烧制过程中熔点不同，制造这个瓶子，最起码得要烧20多次，每一次入窑的温度都比上一次要低，才能完成。“不得不说乾隆的瓷器在工艺上到达了极致”。韩杰说。

　　“这代表了当时所能够掌控的最高超的陶瓷技术，这种集锦、集大成的品位也是他喜欢的。”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处长余佩瑾也持相同说法。在余佩瑾看来，瓷器也是乾隆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大使来访，乾隆做了很详细的准备，送给他转心瓶还以及御制诗，希望那些人回国后看见瓶子就像看到他一样。

　　微缩世界

　　每天到下午五时，乾隆常会步入养心殿西暖阁临窗最西头的“三希堂”。这里是他的书房，也是他一己打造的微型文物馆。

　　乾隆帝不仅自己创作，还好收藏名家作品。藏品的来源首先是进贡物品。乾隆帝七十大寿庆典上，一位朝鲜使臣被赠送礼物的场景惊讶得目瞪口呆，光是车载的礼物就有三万多车，为了抢运贡品，各地车辆“篝火相照，玲铎动地，鞭声震野”，而人力挑送或由马匹、骆驼驮载的礼物尚未包括其中。

　　有时，乾隆帝也会出钱购买，但并不多。若是大臣有名家藏品被乾隆看到，他还会以借的名义取入宫中。大学士傅恒曾经收藏一幅米芾的书法《蜀素帖》，并传给长子福隆安，有次家中不小心失火，幸好书法裱在外面，幸免于难。乾隆帝对此垂涎三尺，后来借口说哪里都不如宫内安全，把书法收入宫中。

　　乾隆对这些藏品也很花心思。乾隆初年，由于内府收藏了大量历代书画，乾隆帝命大臣张照、梁诗正等对所存书画一一鉴别，挑选其中的精品编成《石渠宝笈》一书。从此，不管是乾清宫、养心殿，还是三希堂、御书房的藏品，每件都拥有了编号，清楚记载了它们的收藏地址、款识印记、前人题跋，以及有没有御题和宝玺。

　　这本书一共有四十五卷，到了乾隆五十八年时，因为书画实在太多，他又命人编纂了《石渠宝笈续编》，嘉庆朝又续三编，据统计约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件精品。

　　“这些详尽细致的目录反映出乾隆一种近乎偏执的想法，他想拥有整个世界，至少是世界上的一些样品。就像是乾隆要在紫禁城内创建一个微缩的世界。”欧立德如此分析道。

　　末代皇帝溥仪曾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际’。”

　　据邱士华介绍，乾隆每次出巡，都会带着他的至爱——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有感而发时，直接在画作上题跋，累计下来，一共题跋了五十五处，画卷上密密麻麻，各种印章异常显眼，这里一块那里一坨。

　　乾隆帝盖印章，五个成套：“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和“宜子孙”。过年过节过生日，他还会再盖两章，七十岁生日时盖个“古稀天子之宝”，八十岁盖个“八征耄念之宝”。也因此，有了文章开头，电视剧中“狗皮膏药”的吐槽。

　　在赵琰哲看来，人们这种吐槽，源自对这些画作的不同心态。“现在是一个公共系统，认为藏品是公家的东西，没人有权对画作动手动脚。但对乾隆帝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画，自然全都是我的，我随便对它做什么都可以。第二，我就是喜欢，为了表达喜欢之情，我就题字，这是对你的一种看重。”

　　庆幸的是，乾隆帝疯狂题字的《富春山居图》“子明卷”是一个仿作，1746年的冬天，乾隆帝意外得到黄公望的真迹《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却认为是仿品，束之高阁，所以“无用师卷”得以免于“惨遭毒手”。历史就是如此阴差阳错。只是其他类似书画就没那么“幸运”了，像极其珍贵的王羲之的书法原作《快雪时晴帖》，每年冬天，乾隆帝都题字，到他去世时，已在书轴上题字赋诗73处。

　　不变的内核

　　虽然乾隆帝爱诗、爱画、爱艺术，但本质上，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内核身份——皇帝，而且是一位满族皇帝。

　　乾隆帝经常在画中把自己Cosplay成文人、菩萨的形象，试图拉近与其他民族臣子、子民的距离。比如他收藏了一幅宋代佚名《人物》画。画中有一位盘腿坐在床榻上的国字脸文士，穿着飘逸的汉服，一手执笔，一首持纸卷，身旁一童子往杯中倒水，床榻两旁摆放着书籍、画轴、古琴、茶炉、盆景。乾隆帝很喜欢这幅画，命人临摹，把画中人改做自己。那位国字脸文士变成了乾隆清瘦的长脸。

　　乾隆让人把自己Cosplay进画里不止这一次。乾隆十五年，皇帝让画家对明末丁云鹏所绘的宗教画《扫象图》进行仿绘，并将自己形象加入其中。完成的《弘历扫象图》中，乾隆帝身着右衽汉装，臂戴宝钏，头戴金箍，模仿菩萨装扮，坐在宝座上。不仅如此，乾隆帝把自己模仿菩萨的画像发到各个寺中，供信徒朝拜。

　　据赵琰哲介绍，自元代始，藏传佛教把中国皇帝看作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称为“文殊菩萨大皇帝”，到清代，西藏黄教首领也用“文殊菩萨大皇帝”尊称乾隆帝。“由此，乾隆帝自认为是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具有文殊菩萨的智慧与威力，以此获得西藏信徒的支持。”

　　现实中，乾隆既没穿过汉装，也没扮过菩萨。甚至在编纂《御制诗三集》时，他还曾特别加上小注说明，在《宫中行乐图》中，之所以穿着汉装，是因为原画如此，因而未改“图中衫履即依松年式，此不过丹青游戏，非慕汉人衣冠”。

　　现实中，乾隆对服装规制，要求极为严格。据欧立德介绍，到乾隆登基时，满洲人正日益面临着腐化的危险，当年骁勇善战的军事精英变成一个寄生的阶层。乾隆帝一直在警惕金朝的历史重演，他认为，一个少数族群如果想要确保统治，就需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所以要保存满族传统，有三点不能变，满族语言文字、衣冠制度以及尚武精神。他甚至将之视为关系清朝存亡的事情，“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

　　虽然在民间，人们常把乾隆想象成一个浪漫的、多情的风流帝王，但实际上，乾隆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的职责有着比常人更清晰的认知。“他最主要的一个身份还是皇帝，”北京画院研究员赵琰哲说，“不管是书画还是瓷器收藏，一切东西都是围绕他的统治。”

　　●参考资料：

　　《清乾隆朝仿古绘画研究》，赵琰哲著,中央美术学院2013年

　　《乾隆帝》，欧立德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乾隆一日》，吴十洲著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乾隆帝及其时代》，戴逸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特色及文化传承研究》，刘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