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声筒》 作者: 西西
▲《编舟记》剧照
年幼时经常会玩“传声筒”游戏：将一则信息一个一个通传，结果传到最后一人那里，不仅错漏百出，往往还和第一个人的发布内容相距甚远。
西西说，广义而言，孔门弟子与希哲柏拉图都是传声筒。
她翻看过德里达的《明信片》。途中的苏格拉底坐在斜板书桌前的椅上书写，椅背站着他的学生柏拉图。老师右手提笔蘸墨水，左手提刻刀;学生呢，左右二手都伸出食指作指示的手势。据我们所知，苏格拉底一生并无著述，关于这位哲人的言论思想，均由柏拉图叙说，遂有文艺对话记录中苏格拉底的言谈。问题就在这里了，文字能够表达口语或思想全部准确的意思?到底记录下来的论述，其中有多少是老师的。又有多少是学生的?
这才有了颠倒关系的想法：是学生柏拉图的文字创造了苏格拉底老师。可是我们从不怀疑《论语和孟子》
传声筒可能都是误读者吧，他们把原来的声音、文字、符号膨胀、收缩、遗漏、扭曲、变形，可也提供了想象的能量。
误读不断产生新的趣味和意义，每个人都能从原作中找到自己的宇宙。
下文选自香港作家西西继《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之后的又一本读书笔记，重述了西西心目中最优秀的西方现代小说代表作。
文学的特质本就是魔幻与现实的交织，鹦鹉、国家、瘟疫的堆叠之下，她对《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评述，展现出在爱情内核之外，关乎作者和读者的共鸣、情人与疾患的关系等诸多可以延伸的空间。
▲《霍乱时期的爱情》剧照
— 帕拉马里博鹦鹉 —
NO.1
买了一件衬衫，因为上面画了一头鹦鹉，又写着南美洲的字样。南美洲的鹦鹉是多么吸引我的眼睛呀，这一阵子，脑子里就有那么些的鹦鹉在打转。
最最忘不了的，当然是福楼拜的鹦鹉，挺漂亮的，名叫露露，金喉蓝额绿身。福楼拜借用的鹦鹉还是书页中漂亮的彩鸟吗?我们却听到了另一头鹦鹉拍翼的声音，吵闹的喧鸣，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作中飞起来。那么就打开《霍乱时期的爱情》吧，或者，书店中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爱在瘟疫蔓延时》。
乌尔比诺医生家里养了一头鹦鹉，这家伙怎生相貌色彩，加西亚·马尔克斯没详细明说，只说它黄脑袋，黑舌头，是一只良种的、真正的帕拉马里博鹦鹉(帕拉马里博，我查过字典了，是苏里南首府。苏里南，我也查过《辞海》了，位于南美洲北部，介于圭亚那和法属圭亚那之间，北临大西洋，南同巴西为邻，面积十四点二八万平方公里，人口四十二万。十五世纪时，先后沦为西班牙、荷兰、英国殖民地。十九世纪时，再属荷兰，称荷属圭亚那。一九七五年独立，成为苏里南共和国)。
帕拉马里博鹦鹉很会说话，在医生家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医生以教育家的热情，勤奋地训练它，直到它能像大学教授一般讲地道的法文，用拉丁文为弥撒伴唱，并背诵一些《马太福音》的片段，又会唱歌。唱片听多了，能用女人的嗓音唱女士歌曲，用男高音唱男士歌曲。
▲《霍乱时期的爱情》剧照
鹦鹉很有性格。它那么出名，远地的贵客都慕名来求见，连共和国总统也带着全体内阁部长屈尊驾临，头戴大礼帽，身穿呢料大礼服。炎炎八月，整整三小时的访问中，鹦鹉始终不发一言，请求和威胁都无济于事。
医生总是亲自照料鹦鹉，吩咐在芒果树下搭个支架，放一个盛水的小碗和盛熟香蕉的容器，外带一个吊杆，供鹦鹉练走绳索的本事。多年以来，医生家人把鹦鹉的翅膀剪短，它就在园子里自由地踱来踱去。可有一次，它在厨房的横梁上兴致勃勃地做起了杂技员的动作，一下子掉进了木薯香蕉肉菜锅里，吱吱喳喳地呼叫求救。幸好厨娘用大汤勺把它舀了起来，热汤把羽毛都烫掉了，还是活了下来。于是把它关在笼子里。
这天是个极其重要的日子。本来不重要，因为鹦鹉，就变得重要得很。这天早晨，女仆来为鹦鹉剪翅膀，因为它的翅膀长得又太长了。笼子打开，它飞上芒果树冠上去，再也不肯下来。
女仆们花了三个小时还没把鹦鹉捉住，它在树上高呼扯淡的自由党万岁。这种胆大妄为的呼叫，近来已经使四五个幸福的醉汉送了命。乌尔比诺医生也没办法劝它下来，只好吩咐求助消防队(一见到消防队员出现，我就醒神了。我对消防队员和足球裁判员特别有兴趣，什么书里一写，定要一字不漏读个透)。
在乌尔比诺医生居住的地方，遇上火灾，就由志愿人员架起泥瓦匠的梯子，用水桶来泼水灭火。他们的秩序非常紊乱，以致造成的灾难比火灾更严重。事实上，新成立的消防队大概也没有什么分别。
由于公共福利社—乌尔比诺医生是这个团体的名誉主席—的募捐，地方上有了职业消防队和一辆配有警报器、警铃和两条高压水龙带的储水卡车。一切都是现代化的。消防员的工作当然不仅仅是灭火，他们要去拯救大雪之后冷僵在地牢里的孩子，把第十层楼阳台上的棺材运下地面，撬锁开门，杀死毒蛇，等等。把一头著名的鹦鹉从树上捉下来自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那是乌尔比诺医生家的鹦鹉。
医生家里遭到的破坏，丝毫不亚于一场大火灾。水龙带把芒果树的叶子全打光了，激流从卧室的窗户射进去，家具和挂在墙上无辜的祖父母照片都遭了殃，露台和客厅的地板踩得到处是泥，还踩破了医生妻子费尔明娜最喜爱的土耳其地毡(费尔明娜才是小说的主角，医生不是)。
▲《霍乱时期的爱情》剧照
鹦鹉还是没有捉到。于是，乌尔比诺医生只好另想办法。于是，就发生了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期待已久的锲而不舍的爱情。这爱情的再生，就系在鹦鹉的翅膀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鹦鹉场景写得真好，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笔墨来描述一头秃毛的怪鹦鹉。
加西亚·马尔克斯并非没有告诉我们乌尔比诺医生的鹦鹉的颜色，他指出：它黄脑袋，黑舌头，这是跟曼格雷鹦鹉的唯一不同之处。曼格雷鹦鹉是怎样子的我并不知道，只知道那是即使用松节油栓剂也不能让它们学会说话的笨鸟。还是上图书馆去翻翻书本再说。
一九八八年四月
— 狗到巴黎吠 —
NO.2
情人节那天，不知道有没有人打开一册《霍乱时期的爱情》;我却是碰上一册三月号的《虚荣市》[《名利场》]，里面有一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访问记，地点在古巴。
古巴电影节已经是第九届了。在这期间，人们在卡彼里酒店的大堂瞥见那个敦敦实实近六十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胁下夹着报纸是不奇的。一年里面，他有半年在古巴居住，何况，他还是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的主席。
加西亚·马尔克斯住在古巴郊外一座地中海式的别墅里，是卡斯特罗招待这位老朋友的礼宾屋。别墅内有巨大的游泳池，室内有“摩登”的家具、沉闷的抽象画，房子带有过渡性质的气息，一切都像会瞬间消逝的样子。
作家新近荣升祖父。他的第二个孩子当了父亲，住在巴黎。作家的大儿子是哈佛毕业生，如今是电影制片，来问爸爸借钱，赌下恶咒说是一定清还。记者访问作家的时候，梅西迪斯一直不出现，这位女主人要到吃饭时才露面，咖啡都由女仆端上来。
社会主义的信徒没有理由一定要过贫困的生活。作家如今在故乡、巴黎和巴塞隆那[巴塞罗那]都有房子和寓所，可他觉得他虽有住所，却没在里面生活。他真正生活的地方是他储满唱片的所在地，即是：墨西哥。
《霍乱时期的爱情》已在美国出英译本，初版十万，作家真想到美国庆祝一番。不过，这许多年来，美国政府还是不批给他普通的旅游证件，因为他是卡斯特罗的朋友。这件事令作家起先觉得愤怒，现在却觉得有趣。在美国，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最畅销，大学里研究分析得最出色，然而作者则不能入境居留。
▲加西亚·马尔克斯
他说，如果不让我入境，是由于我的思想太危险了，那么，为什么不禁我的作品呢?
当我到美国去，也不外到纽约去买些书，买些唱片，看看电影、舞台剧，探访三数老朋友，根本没时间散布我的邪恶思想。而我的书则遍布美国每一角落。
每次从墨西哥前往欧洲，加西亚·马尔克斯经过纽约，只能停留四十八小时。趁这一点点时间，他就和哥伦比亚朋友上布隆明迪尔百货公司去。有一天，朋友和他一起到大门外拍个照，就在门口截住第一个路过的人帮忙，那是一名提着衣箱的金发女子。她从照相机的小镜框里看过去，突然说：你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她拍了照，打开衣箱，取出一册《百年孤寂》[《百年孤独》]。她认识他，读过他的作品，随身携带他的书，而这个国家却是作者无法居留的。
上美国领事馆申请入境护照时，职员总是说很喜欢他的小说，还请他签名留念，可是申请表格又退回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并非共产党，但他是卡斯特罗的朋友。许多人都奇怪，这位幽默、讽刺的作家为什么会和古巴大胡子成为好朋友。
是什么使这两个人成为朋友的呢?作家自称是由于名誉的孤寂和权力的孤寂。两个人有空时一起去钓鱼，常常讨论书本。大胡子每天读书，多数是经济、政治和历史。十五年前，大胡子曾说，看文件看厌了。作家就说，可以看畅销的流行小说调剂一下，于是每次上古巴，行李箱内就带了书去。
▲卡斯特罗和马尔克斯
大胡子是头夜鸟，晚上行车时，车内亮一盏小灯就看那些书。例如《吸血僵尸》，充满哥特式的战栗，写得极好，又有情色，和电影拍出来完全不同。作家就把那书在某个晚上深夜二时塞给大胡子，看得大胡子整夜没睡，第二天肿浮了眼。
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明白古巴根本不是拉丁美洲他们这一代期望的乐土。
他认为当地的报纸简直是废料。古巴的笑话说，古巴有三类电影：好电影、坏电影和苏联电影。当地的书店里都是没人要看的列宁的东西。年轻作者和一般市民无法找到海明威、福克纳，甚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酒店大堂的售货亭可有海明威博物馆一日游的旅游广告。
古巴年轻作者无法出版自己的书，政府不准出版，那是一个原因。其次，由于美国的封禁，古巴也没有足够的纸张，结果就造成“文化的灾劫”。
作家和大胡子在一起时无所不谈，一次午餐时就复述了在苏联听到的笑话：一只狗从苏联来到巴黎。法国狗就问它到巴黎来做什么。来享受美食，来这里的公园里小便，来和漂亮的法国女狗做爱吧。它说不，苏联也有美食，好公园和漂亮的女狗。那么，法国的狗奇怪了，到底到巴黎来做什么呢?它回答：到巴黎来吠。
古巴的情况呢?大胡子当然读过《族长的秋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说：我刚要告诉他该怎样治理古巴时，他就会告诉我该怎样写小说了。
一九八八年四月
— 爱情与瘟疫 —
NO.2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作，和以前他写的那些小说，很不同。比如说，题材上的选择竟是一则十九世纪式的浪漫爱情故事;手法上的处理，再也不是“魔幻写实”了。
作家说，他自己一直是浪漫派。在他生活的社会中，人们一旦不再年轻，就不大适宜发生浪漫的感情了。如今，作家年纪渐渐大了，却认为这些感情珍贵。
加西亚·马尔克斯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他的父母共有十二个孩子，父亲还没有结婚时就已经有了四个儿女。作家小时候由外祖父母抚养，直到八岁才跟父母，他四周的人都是浪漫的多。那么，为什么不写一个这样的小说呢?
▲马尔克斯(后排左三)与家人
就孕育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充满焦渴的热情、离家出走、荒诞的牺牲、诗篇、情书和眼泪。其实，这样的故事不必虚构，眼下就有最现成的，就是作家自己父母的故事。小时候，作家常常听到父母讲起他们的恋爱，觉得十分可笑。然而，作家六十岁了，故事已经不再可笑，反而显得庄严，非常美丽。
小说里面的女主角费尔明娜，正是作家母亲的投影，堂娜露易莎今年八十四岁。至于小说中的男主角阿里萨，十八岁时爱上了十三岁的费尔明娜，这个人也正是作家的父亲加夫列·艾利吉奥·加西亚的写照。作家的父亲和小说中的男主角都是电报发讯员，年轻的恋人由于家长的反对，被迫分开，女子被带到别的城镇，她的恋人一直通过电报和她联络，相爱更深。
乌尔比诺医生是小说中的另一个男角，这其实也有作家父亲的投影。老加西亚先生最初就想当医生，如果他在卡达坚纳[卡塔赫纳]大学修毕医学学位的话。事实上，小说的前半部不折不扣都是作家父亲的故事。他的外祖父反对女儿的恋爱，并非只因为年轻人是个电报发讯员，还由于彼此属于不同的政党，外祖父是自由党人。
从父母的恋爱开始，作家想起，如果这两个人遭受反对，果然成功，事情会怎样。后来两个人到了年老时又再相逢，这才是小说虚构的部分。
写这么的一个爱情故事，作家认真考虑过“大众文化”的课题。他本是个喜欢肥皂剧的人，他承认许多电视剧不够好，是因为缺乏文学的质素，但它们却又很真实，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情况。
第一个说“我全心全意爱你”的人是谁呢?作家觉得说这话的人是天才。为了写《霍乱时期的爱情》，作家重读了不少有关瘟疫的小说：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笛福的《瘟疫时代的旅程》，还有《俄狄浦斯》，因为这些作品中都有瘟疫的描述。
小说并非卡缪[加缪(Albert Camus)]《瘟疫》那样子的一本书，里面也没有写霍乱的大场面。所谓霍乱，是疫症，小说所指的疫症是爱情。恋爱的狂热就是疫症。作家常受“疫症”困扰，他觉得，疫症随着许多狂热的事诞生，狂欢啦、庆宴啦、纵情生活啦，等等。如今，二十世纪又将终结，世上更多烦恼，人们生活在核子意外的恐惧中，人们都为目前而生活狂欢，花大量的钱。试看飞机、酒店、电影院总是满座，真像瘟疫一般，他说。
艾滋病不正是瘟疫么?作家写小说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这种病，现在看来仿佛寓言。小说是用十九世纪式的笔调写的。自有人类，即有爱情，但对于大多数人，恋爱是件尴尬的事，像患了病，竟要把病情隐藏起来。爱是多么软弱呀，作家说，拉丁美洲的人哪一个年轻时没写过炽热的情书呢，到了年纪大了，就不好意思了，难为情了，情书要收藏起来，不给人见，不能让人知道自己掉进过爱河里。
爱情似乎又复苏了。小说中的人，都在疯狂地恋爱。小说也以大团圆结局。一个电视编剧这么说过：“人们爱哭，我就给他们哭的借口，编的剧就成功了。”作家说，他也做同样的事，结果是可以让人笑。
作家常常旅行，但仍每天写作，现在他写得快，一天写三四十页清稿，因为有了文字分类机。他说，早二十年有就好了，他的作品起码要比现在多两三倍。在他不同的居所中都有电脑，旅行时只携带一堆唱片。小说出版后，他没有再看一遍，他同意海明威的说法：一部完成了的书，就是一头死去的狮子。
作家现在不写信。几年前，一位朋友竟把他的信卖给一家美国大学。他不愿意自己的信变成商品。如今，他只和朋友通电话，全世界到处越洋讲电话，电话费惊人。于是，他笑起来，这真糟透了，不如写些信卖掉，来付电话费。
记者问作家为什么写作。他说是为了讨朋友欢喜。但这又不太对，因为他怀疑有些人只因为他成了名才喜欢他。于是他又说，就用里尔克的句子吧：如果你相信不用写作仍然可以好好生活，就别写。他认为，他不写作不能活。
一九五〇年时，作家在一篇小说中写道，对于欧洲人，南美洲就是一个长着胡子、抱着吉他、腰佩手枪的人。现在，他把这固定的形象抹去了。记者问他，二〇〇〇年时会做什么?他计算了一下，耸耸肩说，那时他七十三岁。他的父亲八十四岁死，母亲如今八十四岁。他确信自己长寿，那时，他会正在写一个小说。
情人节的那天，满街的年轻人都手握玫瑰花。爱情不再是难为情的事，不再是一种要收藏起来的病了么?不知道有多少人有阿里萨那样锲而不舍的心。
▲《霍乱时期的爱情》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