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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土上，有两条分界线。

　　一条人划的，一条天成的。

　　1935年，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通过数万个数据一点一点在地图上划出了一条线，这条线北起黑龙江黑河，一路向西南延伸，直至云南腾冲。

　　线的西北方向，是“大漠长河孤烟”，占国土面积的64%，却仅有4%的人口；而线的另一头，是“小桥流水人家”，仅有36%的国土，却聚集着另外96%的人口。

　　这是一条清晰的、几乎骤然就从熙熙攘攘变得人烟稀少的分界线，就好像从东向西、从南向北的中国人，在接近这条线时会意识到什么，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向外迁徙的步伐。

　　这条人口分界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被美国学者称为“胡焕庸线”。

　　其后，沧海桑田、物转星移，中国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其间还有着种种自然和人为的人口迁徙，但都没能撼动“胡焕庸线”确定的人口分布格局。

　　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胡焕庸线”两侧东南和西北的人口比例分别是94.2%和5.8%，与65年前相差不到2%。

　　另一条天然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无论是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地理风貌以及人民的生活习俗，都有明显的不同。

　　“秦岭-淮河”分界线早已深入人心，它不仅是一条气候生态分界线，也是一条极为精妙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分界线，正因为如此，它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南北意识”的一个标志。

　　与“胡焕庸线”东西两边人口分布格局基本恒定不同的是，“秦岭-淮河”南北两边的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后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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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秦岭-淮河”南北的经济份额旗鼓相当，围绕着50%上下浮动。在某些方面，北方经济甚至更胜一筹。

　　以前苏联的援建项目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紧邻苏联的东北地区，获得了最多的援建项目，让东北这个重工业基地的分量更为重要。其中辽宁省的GDP在1954到1959年连续六年居全国第一，所以官方称辽宁为共和国长子，民间称“辽老大”。仅次于东北的是华北、西北与中部部分省份，相比之下，东南沿海省份在援建蛋糕的分配盛宴中颗粒无收。

　　在城镇化方面，北方也曾长期领先于南方，特别是东北的黑龙江和辽宁。1996年，黑龙江和辽宁的城镇化率分别为52%和45%，当时全国城镇化率仅为31%。到了2017年，黑龙江和辽宁的城镇化率分别为59.4%和67.49%，仍然超过全国58.52%的水平。上世纪90年代初，北方城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明显多于南方，其中包括鞍山、抚顺、吉林、齐齐哈尔、唐山、包头、淄博等北方非省会城市。现如今的厦门、苏州、宁波等南方明星城市，当时不过是城区人口几十万的中等城市。

　　从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来看，北方亦明显胜过南方，煤炭、石油、铁矿石等自然资源大部分分布在北方地区，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可谓“资源贫瘠”。相比北方，南方平原较少，大部分地貌呈现为山地与丘陵，所谓“七山二水一分田”，既不适合耕种，也不方便交通。“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说的不只是四川，贵州、广西、江西等地的机场、高速公路很多也是在削山填谷的基础上建起来的。

　　但改革开放40年，南北经济的天平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南方。

　　从1978年的GDP数据可以看到，当时前十名省份中，南北各有五席；而在2018年，TOP10省份中，北方只有三席。GDP增速前十名的省份，只有陕西是北方省份；增速排名垫底的五个省份则全部位于北方，分别是天津、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辽宁。而在1978年毫不起眼的广东、浙江则大幅跃升，成为今天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地区。

　　改革开放四十年，南北地区GDP份额的演变更直观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978年，南方GDP占全国的比重为54.4%；1988年时，这一比重上升为56.1%；到了1998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为58.7%；2008年有所下降，变为57.0%；但2018年南方重新大幅上升为62.8%。南北经济从过去的“五五开”变成了今日的“liu si开”。

　　上面的数据显示，在1999年-2007年，北方经济规模占比曾一度逆势上升了1.7个百分点，但这种趋势在2008年后发生了逆转。

　　那一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结构的北方地区，随后而来的“产能过剩”成为北方地区尾大不掉的难题，而南方省份则开启了一场以新经济为特色的转型大幕。

　　尤其是在2012年之后，同时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南快北慢”和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双格局。

　　2012年，南北方经济增速平分秋色，只差了0.04%，但到了2018年，这个差距扩大到了1.48%。2018年，北方15省仅有5省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南方16省有13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南快北慢”局面明显。2018年南方GDP实现56.55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62.8%，相应的，北方的占比下降到37.2%。

　　2018年，全国有16个城市迈入了万亿俱乐部门槛，但位于北方的只有北京、天津、青岛和郑州，其他13个城市全部在南方。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北方的铁路远比南方密集，但后来者居上，2018年高铁总里程前六名的省份依次是广西（1751公里）、广东（1542公里）、福建（1500公里）、浙江（1485公里）、安徽（1403公里）和湖南（1396公里），全部位于南方，目前公认的全国八大铁路枢纽城市中南方就占了五座，数量力压北方。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2018年中国内地有京沪津苏浙闽粤7省市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北方仅有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位列其中。

　　从城市竞争力来看，在2018年6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6次报告》中，前十名最具竞争力城市排名中，仅北京、天津在北方，其余八名为南方城市。在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报告》中，我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北京、西安为北方城市，其余八座城市均在南方。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998年，北方研发支出经费曾是南方的122%，2012年下降为73.8%，2016年进一步下降至64.1%。南方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是北方的2.18倍，有效专利数量是北方的2.51倍，南方研发人员数量是北方的1.75倍。今年前两批科创板受理名单中，南方企业占据15家，北方企业仅占2家。

　　经济的变迁一定会影响人口的流向。

　　2015年至2017年，南方城市新增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78.7%，而北方仅为21.3%。根据各省日前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2018年，人口流入前五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浙江、安徽、重庆和陕西。除陕西以外，其余都是南方省份。

　　而人口的流向会进一步强化南方的优势，形成正向循环。因此南北分化的趋势一旦形成，往往可能进一步加速。特别是从当前南北发展现状来看，这种趋势具有持续性，预计会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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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了南北经济分道扬镳的分水岭？

　　其原因可能是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推行的四万亿投资，进一步固化了北方地区以资源能源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严重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源能源价格下跌，不少地区财政收入快速下降，造成局部衰退，而高额的债务水平导致经济短期难以恢复。而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以制造业为主的南方地区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积极创新创造，推进产业升级，形成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像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大力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的发展，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而四川、重庆、贵州、湖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由于人口充裕，成本较低，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成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形成了产业的良性循环。

　　宏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微观的个体，理解南北经济差距拉大这一现象，除了学术分析之外，也离不开倾听民间舆论、百姓声音。

　　比如，在民间舆论场，常有一些略显粗疏却又直白的话：“投资不过XXX”“北方人观念落后、南方人脑袋灵活”；“北方人爱喝酒，一喝酒就容易老子天下第一；南方爱喝茶，静能生慧，深感自己不足”；“火车从南往北，车厢里聊单位八卦、升迁消息的多了起来；从北往南，聊生意进展、项目状况的多了起来”……这些话语，经不起严谨推敲，但却代表了一些人的直观感受。

　　而要改善南北经济差距，除了宏观层面耳熟能详的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升级之外，或许也应该正视、重视民间舆论与百姓声音。

　　宏观层面的设想，终究需要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个人来实现。民间舆论，代表的是个体对微观环境的判断，是能不能实现诸多设想的依据。只有创造出产权清晰、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让身处其中的个体有稳定预期与发展可能，让人们从主观上产生信赖感与踏实感，在民间舆论场上产生更多正向评价，才能改变“北雁南飞”的人口流向，进而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升级等重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