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诗歌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楚骚传统，他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李泽厚曾将“楚汉浪漫主义”与“先秦理性精神”并列，将屈原提到了与孔子老子同等重要的高度。但是，同样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屈原的影响力还是远远不如孔子和老子。我们主要把屈原当作一个诗人来看待。
屈原与他的楚骚传统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为什么该如此重要?我们该怎么重新理解屈原的诗歌?屈原的《天问》是史诗的雏形，但为何中国并没有诞生出史诗?
4月11日下午，在“屈原哲学与文化论坛”筹委会、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秭归县、宜昌市驻北京人才工作站暨举贤网和华夏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屈原哲学与文化论坛”的主题报告中，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程广云教授发表了“寿同天地、光齐日月：屈原诗歌与楚骚传统”报告。他通过文本解读的方式，尝试重估屈原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
“我们应该从大历史和大文化观出发，
把屈原和儒家、道家并列起来比较”
程广云认为，中国的古诗有三大传统：民间传统、英雄传统和士大夫传统。这些传统在《诗经》里都有表现。屈原是士大夫传统的代表。士大夫传统表现为一种更加个人化和自我化的抒情与叙事。因此，屈原是中国的第一个诗人，因为他是第一个以诗歌来表现自己的人格的人。
程广云教授
古代的诗歌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诗歌。现在我们把诗歌理解成一种纯粹的文学形式，而在古代，诗歌是综合的艺术形式。对于《诗经》来说，诗是可以“颂”(朗诵)，可以“弦”(器乐演奏)，可以“歌”(声乐演唱)，可以“舞”(舞蹈)的，这也许是民间诗歌的原始面貌。后来，经过慢慢演变，“诗”与“弦”“歌”“舞”逐步分离。其中，士大夫传统在这个分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诗”的传统被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现在把屈原定位成诗人的原因。
屈原所开创的楚骚传统，刘勰概括称“同于风雅”，“异乎经典”。程广云认为，“异乎经典”才是屈原的主要价值，因为它在“先秦理性精神”之外别开生面，开辟了浪漫主义的传统。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会把屈原和庄子的文章并列比较。但程广云认为，我们更应该从大历史观和大文化观出发，把屈原和儒家、道家并列起来比较。
“自我意识”的闪亮登场，
是屈原最根本的历史文化意义
程广云还将《离骚》与但丁的《神曲》做比较，虽然《离骚》出现的时间比《神曲》早得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第一人称来叙事。但丁在《神曲》里，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屈原在《离骚》里把自己当作一个聚焦点，这是“自我意识”的闪亮登场，这是屈原最根本的历史文化意义。
程广云认为，《离骚》堪比希腊神话英雄主义传统。荷马式的英雄半人半神，既有着神一样的智慧和力量，又像人一样必死。这一张力决定他们要将有限的一生投入无限的征服事业中去，要自我实现。同样，屈原式的英雄也要在短暂生命中实现自身的美德和才能，他的理想有两个基点：一个是人生的紧张感和功名心，另一个是社会正义感和同情心。屈原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基于这两个点。
荷马
我们该如何理解屈原的家国情怀?
当时的世人都是有着天下情怀，唯屈原有着家国情怀，这在当时的语境中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现在会讲到屈原的爱国主义、忠君不二等品德。而在新文化运动中，这被鲁迅批为奴性。程广云认为，其实鲁迅对屈原的总体评价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强化这一点。屈原有的恰恰不是奴性，因为他除了爱国，他还很爱民，也很自爱，爱国爱民自爱是“三位一体”的。
还有人会觉得，楚国只是一个诸侯国。屈原爱的只是楚国，还“连齐抗秦”，阻挠中国统一，这是违反历史潮流的。但是，程广云认为，当时中国在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变过程中，实际上有两种方向，一种是如秦皇汉武搞中央集权大一统，另一种是从吕不韦到刘安，“杂糅百家”，实际上要维护封建制的格局。而屈原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后一方向。
此外，我们经常解读《离骚》就像解读《诗经》一样，一切都被政治化的解读了。程广云认为这是不对的。《离骚》并非只有政治一条线，它还包括生命线、爱情线和事业线。若我们只将它进行政治化的理解，如“香草”“美人”等寄托了屈原的政治理想，这样会将《离骚》由多面体变成单面体，而丧失了其独立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九歌》彰显楚国的精神世界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改写的抒情诗，共有十一篇。若我们把《礼魂》看作是副歌或者是终曲，另外，把《国殇》看成烈士祭祀。其他的每个祭祀就正好对应九个神，所以这里的“九”也可以当成实数处理。
根据各篇所祭祀的神祇，我们可以发现，东皇太一是主神、上皇和上帝。东皇太一、东君和云中君是天神，居于第一位格;湘君和湘夫人是人神配偶，居于第二位格;大司命和少司命是命神搭档，居于第三位格;河伯和山鬼是地神，居于第四位格。
程广云认为，这九神构成了一个四维的精神时空，包括空间三维：天神、地神、人神，还有时间一维——命神。除东皇太一领导诸神，总览四个维度之外，每一个维度都有二神：东君和云中君象征着农耕文明所依赖的两个基本天文气象条件，太阳和云雨;湘君和湘夫人代表着人的两性;河伯和山鬼象征着农耕文明依赖的河流和山岳两个基本地质条件;大司命和少司命支配着万化众生的性命。九神这个序列，揭示了楚国的精神世界。
屈原的《天问》是史诗的雏形，
但为何中国史诗并没有诞生?
程广云认为，对屈原的《天问》的解读，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宇宙论的解读方式，另一种是生存论的解读方式。司马迁是生存论的解读方式的代表，认定《天问》暴露了屈原的生存困境。而柳宗元是宇宙论解读的代表，认为《天问》展示了屈原对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等奥秘的探索。刘小枫研究《天问》，也是站在司马迁立场上反对柳宗元。
程广云认为，《天问》有两个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古希腊自然哲学《论自然》之类的哲学诗，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自然哲学思想体系;此外，《天问》是史诗的雏形。屈原不是要对《天问》里的每个问题一个个进行回答，而是要追问那些背后已经失传了的神话故事或历史传说。在这种意义上，《天问》是一部史诗的流产。屈原《天问》从开天辟地，经尧舜禹、夏商周到楚史一路追问，混杂神话英雄传说，却有问无答。
屈原
“中国的史诗本来说可以诞生的，但最后并没有诞生，这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谜团”。这可能与中原儒家正统兴起之后，上古神话以及英雄传说的衰落有关。这些神话一方面被理性化和人文化(如《史记》等);另一方面则变成奇闻逸事、奇谈野史(如《山海经》等)。屈原也没有成为一名诗哲闻名于世，也没有留下一部史诗，这是因为中原文化早熟，使得南国文化元素失去了生长的充足空间和发育的充分时间。
屈原虽冲破了巫术文化的网罗，
但无法突破儒道互补精神构架的规制
程广云最后解读了《卜居》和《渔夫》。《卜居》和《渔夫》皆非屈原原作，但这两篇文章对于领会屈原的人格和思想却非常重要。《卜居》对屈原持表扬态度，它设定屈原与太卜对话，太卜宣告了自由意志的解放，人们不再依靠“龟策”“决疑”，而是“用己之心”“行己之意”。而《渔夫》则对屈原持批评态度，它设定屈原与渔夫之间的对话，屈原“深思高举”，高扬自由意志，走到宁死不屈的地步，而渔夫则是一位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隐士，反对“凝滞于物”，主张“与世推移”，达到自在逍遥的境界。
两篇并列，可见屈原及其楚骚传统虽然冲决了南国巫术文化的网罗，高扬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独立人格，但却无法突破中原儒道互补精神构架的规制。唯有如此，方显楚骚传统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