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北部一个只有两千人的小岛上，诗人顾城举起斧子挥向妻子谢烨，随后于一棵大树下自缢身亡。这个童话诗人，因“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这样美好的诗句而为世人熟知，最终却以杀戮与自杀为结局，暴烈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关于顾城其人和他的死因，至今仍存争议，时过境迁，历史的真相早已模糊不清，但也许就像1987年的顾城在一个演讲中所说：“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作为人，顾城也有丑陋甚至残酷之处，而作为树——即使是一棵痛苦的树——那个写诗的顾城永远是美的。
顾城和作者陈力川在法国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忆顾城与谢烨
文 | 陈力川
……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
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
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 则与人类共存。
——顾城，1986年10月于漓江诗会
我第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在1987年的深秋。顾城应法国文学杂志《欧洲》（Europe）的邀请来巴黎参加一个诗歌讨论会。那时我和金丝燕住的是熊秉明先生的房子，位于巴黎南郊一个叫伊尼（IGNY）的地方。《欧洲》杂志社请我在10月21日举行的讨论会上为顾城做翻译，我约他来熊先生家谈谈，想预先了解一下他演讲的内容。
几天前，顾城在巴黎第八大学的中文系做过一个讲座。我那天有事没能参加，过后听了录音。顾城谈到他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凌晨醒来，看到白色的墙壁上似乎有人眨着眼睛对他说话。这些人好像是从白色的雾中浮现出来的。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人是要死的，而且死人还要烧成灰，但从来没想到死亡离他这么近。他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他马上就要变成灰烬，不可避免地变成灰烬。随后顾城从死亡的主题一下子跳到了生命，并朗诵了他1971年写的一首诗《生命幻想曲》。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顾城先谈死后谈生。
“这次讲什么，还不知道。”见了面，顾城直截了当地说。我顿时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感到难为情，因为顾城显然不是一个照本宣科的学者，而是一个随兴的诗人，但顾城并没有介意，他比我想象中的更安静、憨厚。那天天气异常晴朗，丝燕说听熊先生说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栗子树，提议我们一起去捡栗子。听了她的话，我们的心已不辞而飞了。秋天的山满目萧瑟，让人想到人生的悲凉。我这才注意到顾城穿的是中山装，不知为什么，中式服装在城里穿还挺庄重，可一到大自然里就显得很别扭，唯一的好处是兜大。不一会儿，顾城上衣的两个大兜就装满了栗子，他开始往胸前的两个小兜里装。我说两个大兜鼓囊囊的，看上去好像是满载而归，可这两个小兜要是鼓囊囊的，会使人产生其他联想。顾城憨憨地一笑，算是接受了我的提醒，但眼睛仍然盯着地上的栗子，舍不得走。我建议他把帽子摘下来装栗子，他不肯。他说他个头矮，全靠这顶帽子显个呢。中山装和直筒帽是顾城的装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身份特征。他的帽子有用平绒、灯芯绒做的，也有用牛仔裤裤腿做的。其实顾城不肯摘帽子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后来他在德国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 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那天顾城和外界好像没有什么界线，我发现他很喜欢树， 总是瞪着眼睛盯着树看。我对他说树是有生命的，也会害羞， 可能已经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说他不仅要看，而且还要摸要爬。一边说，一边跟树亲热起来。谢烨似乎对顾城的举止习以为常，还笑话我少见多怪。顾城对树的感情我是后来才真正了解的。1987年12月，就在我们那次见面后不久，他在香港说：“我摸白色的树桩，一种清凉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 这真是个不可言传的事。”在树上，他似乎看到了艺术自然脱俗的品格。在1991年9月2日写给《今天》杂志编辑的信中， 他说：“一棵树或一只鸟也许毫无价值，但它们至少有一个品性，就是不为功名所动。”那天我给顾城和谢烨拍了几张照片， 其中有一张，谢烨坐在一棵橡树下看着镜头，顾城用胳膊肘倚着树干，也许是闭着眼睛，也许是低头看着谢烨，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当时我觉得他们活得蛮开心，是幸福的一对儿。
顾城和谢烨，1986年在成都，摄影：肖全
那天我们玩得高兴，误了吃午饭的时间。下午回到家， 吃栗子是来不及了，每人稀里哗啦地吃了一碗泡饭，就往《欧洲》杂志社赶。当我们几个人呼哧气喘地走进会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方才落座，就听主持人介绍说：“火是顾城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他最早写的一些抒情诗都被他自己扔进火里烧掉了。诗人顾城好像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鸟，今天这只鸟飞到了巴黎。现在我们就请‘鸟’讲话。”“鸟”沉默了良久说不出话来。冷场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慢。有几个听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交头接耳。我看到顾城的一只手不停地摸着上衣兜里的栗子，好像要努力收回那颗在山林里流连忘返的心。不知过了多久，“鸟”终于开口说道：“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会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刚才交头接耳的那几个人略显尴尬，好像恨不得一下子变成树。这时“鸟”接着又说：“树也会痛苦，但痛苦的树仍然是美的。”
1987年5月，顾城与谢烨
顾城讲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不看听众，而是看着远处， 好像不唯对眼前的听众说话。他的声音轻柔，甚至单调，好像说话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什么人，就像西川描绘诗人海子的语言时说的：“仿佛沉默的大地为了说话而一把抓住了他， 把他变成了大地的嗓子。”顾城和海子都属于天才型的诗人， 对他们来说，诗和生活是一体的，诗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诗。“诗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来，恢复它天然的完整。” 顾城讲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假思索，却出口成章，一些听似不着边际的话会忽然产生紧密的关系，就像你总可以在散乱的云彩中忽然看出一个熟悉的形状。后来我曾多次回想那天与顾城和谢烨分手的情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1992年12月28日。那年顾城应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在柏林写作，岁末年初来巴黎散心，正赶上红宝石餐馆的老板鲁念华大宴宾客。顾城仍然把自己套在中山装和直筒帽里，一双大眼睛无精打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1992年，顾城在德国墓地散步，宋新郁提供
谢烨还是那样白皙，但显得憔悴，笑容明显失去了五年前捡栗子时的灿烂。他们说这五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新西兰， 还长期隐居在激流岛，1992年才重返欧洲游历。那时外界纷传顾城和谢烨要离异，他们都结识了新人。顾城的女友叫英子，谢烨的男友叫大渝。晚餐结束的时候，我婉转地问顾城和谢烨：“你们还好吧？”没想到顾城回答说：“我早晚要杀了谢烨。”尽管当时听起来口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我和金丝燕都禁不住一愣。谢烨勉强地笑着说：“跟顾城在一起活得很累。”我们一时都不知再说什么好，像四根电线杆子，直愣愣地戳在那里。这时鲁老板拿出红宝石餐馆的留言簿请顾城和谢烨题字。顾城先用钢笔画了一幅白描，然后题了“馋宗” 二字，这显然是“禅宗”二字的谐音。谢烨写了“食木耳亦醉”， 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名叫“木耳”。那次见面过后，我仍然记不起我们是怎样分手的。
1993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熊秉明先生来电话，告知几天前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重伤谢烨后自缢。熊先生平时说话口气一向犹疑，这一次却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非常笃定。我忽然意识到那天顾城在红宝石餐馆说的话不是戏言，而是真话。就在我们那次见面的几天前，顾城在德国波恩接受张穗子和顾彬访谈时说：“真的话都是非常简单的，像用海水做成的篮子。”这话本身就说明简单的并不一定容易理解，海水怎么能做成篮子呢？可见当真话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往往不会被当真。直到有一天，当真话以事实的面目再次出现，你亲眼见到“海水做成的篮子”才幡然醒悟。
1987年5月，顾城，谢烨，李英与文昕，文昕提供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翻看手边的几本顾城诗集，想知道顾城的死是否在他的诗中埋下了伏笔。我的目光停留在顾城写于1980年的《遗念》上：
我将死去
将变成浮动的谜
未来学者的目光
将充满猜疑
留下飞旋的指纹
留下错动的足迹
把语言打碎
把乐曲扭曲
这不是孩子的梦呓
不是老年的游戏
是为了让一段历史
永远停息
这首当年的“朦胧诗”，现在读来像遗嘱一样清晰。顾城早年说过，朦胧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我将死去”说的不是人总是要死的，否则未来学者的目光为什么要充满猜疑？“飞旋的指纹”让人联想到那把致命的凶器！“错动的足迹” 让人看到谢烨受伤后艰难的步履！“让一段历史永远停息” 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1986年成都诗会，顾城，舒婷，谢烨，北岛于花园酒店，肖全提供
顾城1973年写的《我是黄昏的儿子》，最后一节好像预示了他和谢烨爱情的结局：
我是黄昏的儿子
爱上了东方黎明的女儿
但只有凝望，不能倾诉
中间是黑夜巨大的尸床
写于1981年的《不要在那里踱步》，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不幸的预言：
梦太深了
你没有羽毛
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
……
告别绝望
告别风中的山谷
哭，是一种幸福
不要在那里踱步
后来听北岛说，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就发生在大渝从德国来新西兰接谢烨的那天。大渝在德国上飞机的时候，谢烨还活着。他抵达新西兰的时候，谢烨已经不在了。不知是时间无情地捉弄人，还是人无情地捉弄自己。令人困惑的是，如果顾城不爱谢烨了，为什么要杀害她呢？如果顾城还爱谢烨， 又怎能忍心杀害她呢？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谢烨离去而不惜自己留下杀妻的恶名而离去吗？就像他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说的，“她永远看着我 / 永远，看着 /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对我来说，这就是顾城说的那“浮动的谜”。我承认我的平常心无法理解顾城极端的行为，极端的行为只有站在极端的立场上才能被理解，而无论是第一次见到谢烨时她那灿烂的笑容，还是第二次见到她时那略显憔悴的面容，都拒绝我这样做。
顾城诗作《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首页手稿，荣挺进提供
1993年2月，擅长用法文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尚德兰女士（Chantal Chen-Andro） 从柏林带回两幅顾城送给她的字，第一幅写着：“鱼在盘子里想家”。第二幅写着：“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人蚁”两字写得难看，“美神”两字写得漂亮。竖着读，人蚁与美神相对；横着看，美人与神蚁相对；斜着看，美蚁与人神相对。这三种不同的读法和看法或许正可以解释整句话的矛盾和真实。据尚德兰回忆，那时顾城的诗歌创作好像触到一堵墙， 书法似乎成为他的新爱。那天下午很长一段时间，她看到顾城在厨房里磨刀，那专心致志的样子真让人发怵。写这两幅字的时候，顾城情绪颇激动，写完了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
1987年听顾城讲座录音的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先谈死后谈生。现在看来，顾城当时朗诵的《生命幻想曲》中的生命指的应是死后的生命，它离开身体的躯壳在无边的宇宙寻找新的归宿：
黑夜来了，
我驶进银河的港湾。
几千个星星对我看着，
我抛下了
新月—黄金的锚。
天微明，
海洋挤满阴云的冰山，
碰击着，
“轰隆隆”—雷鸣电闪 !
我到哪里去呵？
宇宙是这样的无边。
……
黑夜像山谷
白昼像峰巅
睡吧! 合上双眼，
世界就与我无关。
世界与顾城无关了，但顾城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留下的诗作将长久地伴随我们的寂寞。
“生命醒来时发现自己是一树鲜花，在微风中摇着。”
后记：顾城辞世二十年后，我重读这篇写于2003年的旧文， 突然意识到，1987年顾城在《欧洲》杂志社演讲时说“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他想到的可能首先是他自己。作为人，和我们一样，顾城也有难看之处；作为树——即使是一棵痛苦的树——顾城永远是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