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将爱情场景具象化，置放在一定空间内来理解，无疑会要生动许多。先秦女性留在《诗经》里的是羞涩与期待，“将仲子兮，无逾我墙”，可见阻隔恋人的土墙其实很容易越过。唐代女性尚能“春日凝妆上翠楼”，迭至宋代，“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就连思恋也被限定在高墙上四角的天空了。

　　这样的联想未必科学，却符合一般人的印象：“灭人欲、存天理”的观念既诞生于宋代，当时女性想必深受其害。然而一些著名案例又提醒我们，宋代女性所处环境似乎比明清稍好，例如王安石在儿子王雱病重时，将儿媳庞氏另嫁他人，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后也曾再嫁，加上陆游的“钗头凤”故事，虽说不无后世加工之虞，也可以看出当时主流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尚未退化到《祝福》里鲁四老爷般的顽固状态。

　　宋代女性所处的真实环境如何，当然有待于史学家的细致发掘，许曼女士《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刘云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一书，就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实证，再现了宋代福建地方女性日常生活的图景。

　　《跨越门闾》一书的特点，在于从“空间”角度出发，将社会环境对女性的约束与限制，置放在具体的场景下来考察，避免了于虚空处架构的偏颇与失实。

　　依照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惯性，“门闾”是兼具保护性与约束性双重功能的所在，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家长以不乱出门作为好孩子的标准，某种程度上，这与宋代限制女性的思路一脉相承。

　　许曼特别注意到，宋人开始凸出家中“中门”的意义，“中门被解释为一种物理界限，将家中的女性与外面的男性分隔开来。”

　　不仅于此，宋代的人们“从性别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了改写，将中门从早期儒家经典中一个简单的物理界限，转变为在宋代儒学复兴运动者的文本中具有强大的仪式性的物件，并继续对明清中国的主流性别规范产生影响。”

　　经过宋人重新定义的中门，“由是在明清中国逐渐被接受为一种正统意识形态”。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无论是民间戏曲小说，还是如今年届耄耋的老人，大都听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这一说法，所谓“二门”，即是作者所谈及的中门概念。

　　作者考察了宋代学者司马光对于中门的描述——众所周知，司马光以恪守礼制著称，按照司马光框定的模式，家被中门隔绝成内、外两部分，内是专属于女性的活动区域，而外则是女性的禁区。

　　戏谑一点说，“庭院深深深几许”，就是宋代士大夫们以中门隔绝内外产生的艺术效果。生活在中门以内的女性固然安全，却相应牺牲了自由，这种取舍一旦成为整个社会公认的价值理念，对女性地位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宋代士人重新定义中门的灵感从何而来？或许是借鉴自皇家宫城，参观过唐代大明宫遗址的人们可能会记得，地处中部的宣政殿就有一道宫墙“隔绝中外”，北边是所谓禁中、大内，南边则是举行仪式和办公的场所。谙熟“修齐治平”的宋代士大夫们，将宫禁制度用于家里，一定驾轻就熟。这种推测并非毫无因由，宋代负责皇宫中门事务的东、西上閤门使地位紧要，司马光等大臣可没少和他们打交道。

　　在更多阐述女性生活的细节时，《跨越门闾》选择福建为重点，也是充分考虑到“空间”的作用，宋代福建路人才辈出，蔡襄、蔡京、朱熹都出生于此，而远离京师的环境，使得福建保留了不少有异于中原的习俗，更便于观察新儒家主流思想的渗透过程。

　　除“中门”这一概念之外，书中还从出行方式、社区生活、政务互动、乃至墓葬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宋代福建女性身处的“空间”与生活方式。至于大众关心的宋代女性自由与否，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终极答案，这种别致的观察视角和理路，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告诉我们历史寓生于细节与实在当中，原本就不是一个确然的答案可以轻易笼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