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陽
不論是十九屆四中全會還是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把「發展高端製造業」作為一項需要保持戰略定力的重要工作。香港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人才優勢、金融優勢，在國家高端製造業發展中搶佔先機，以「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為戰略原則，助力國家發展，推動行業進步。
製造業是實體經濟之根本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實體經濟，將發展實體經濟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習近平主席多次就此作出重要指示：「中國這麼大，必須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壯大實體經濟，不能走單一發展、脫實向虛的路子。」這一論斷，高屋建瓴、振聾發聵，充分闡釋了我國發展實體經濟的必要性。
作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實體經濟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實體經濟強，則國家經濟強;反之亦然。新中國僅僅用幾十年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關鍵原因就在於始終致力於發展以工業製造為核心的實體經濟。新中國用幾十年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已經建立起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工業增加值從1952年的120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億元，實現了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第一工業製造大國的歷史性轉變。可以說，實體經濟是現代產業體系的基礎部分，只有壯大了實體經濟，築牢經濟根基，才有可能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發展高端製造業刻不容緩
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轉向高品質發展。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就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但不容回避的是，中國經濟增長面臨勞動力價格上升、資源環境約束趨緊、資產泡沫化、投資效率低下和出口受阻等一系列現實約束，也面臨產業結構失衡、需求結構失衡、資產結構失衡等結構性矛盾。要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提高經濟發展品質，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就必須把發展經濟的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從國際環境看，近年來，高科技含量產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相關政策的鼓勵下回流本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逐漸加速「再工業化」，強力推動「製造業回歸」。從回歸美國的企業數量看，2010年僅有16家，2011年為64家，2013年有210 家，2014年有300 多家，數量逐年增長。特朗普上台後奉行「美國優先」，並實施減稅政策，進一步吸引一些美資及其他外資企業向美國轉移，全球製造業格局正在改寫。究其原因，正在於白宮認識到美國實體經濟出現了嚴重的空心化現象。事實上，美國中高端製造業尤其是高端製造業，比如軍工、化工、航太航空、機械、醫療和半導體等高附加值產業，依舊處於全球領先水平，美國仍是全球製造業價值鏈的掌控者和主導者。美國推進再工業化戰略，恰逢我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這也警醒中國，大力發展高端製造業、振興實體經濟、實現經濟高品質高發展，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香港所長與香港機遇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經濟大國都是製造業強國，全球最大的100 家跨國公司中，接近 80% 都屬於製造企業。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要加大投入、加強研發、加快發展，努力佔領世界制高點、掌控技術話語權，使我國成為現代裝備製造業大國」。香港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之中，獲得自身發展的新機遇和新動能。在高端製造業方面，香港可以發揮三方面作用：
一是人才優勢。高端製造業涉及門類廣、產業鏈條長，是國民經濟效率提升、供給側結構優化的關鍵性行業，其轉型升級對於我國工業體系的優化提升具有基礎性、決定性作用。這就需要大量科技研發人才。香港應該以創建全球科創中心為契機，激勵本港高端人才向基礎學科、特別是高端製造業相關學科門類的研究傾斜，同時進一步擴大視野，吸納全球相關人才，擴大本港的人才優勢，為國家高端製造業的技術攻堅貢獻香港智慧。
二是資本優勢。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要獲得長期健康穩定的發展，就必須加強金融風險防控。防範金融風險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就是要堅決避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背離。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要防控金融風險，必須使金融、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重新回歸實體經濟，引導資金助力於實體經濟發展，做大做強實體經濟，促進經濟高品質發展。在這一點上，香港政府應該用足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各種政策，吸引本港資本和金融業為高端製造業的研發、試驗、應用等跟蹤服務，為國家高端製造業發展貢獻香港血液。
三是集群優勢。當前，中國裝備製造業部分關鍵核心領域受制於人、產業結構形態相對低級、整體發展品質效益不高，在產業創新能力、產業組織形式、人才基礎、資金環境、品質品牌等方面還存在不少痛點。從美歐主要發達國家看，裝備製造業已經呈現智慧化、個性化、服務化、綠色化等發展特徵。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聯絡的「橋頭堡」，完全可以發揮區位優勢，對內，融入「振興東北」、「長三角發展」等國家戰略，對外，積極與發達國家的相關機構和企業密切合作，發揮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優勢，為國家高端製造業發展貢獻香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