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阴云笼罩之下，武汉百姓的一举一动皆牵动人心。近日，一位在“方舱医院”读书的年轻人走红网络，病床上，他手捧一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这一画面被媒体镜头记录下后，流传在社交网络上，就连该书作者、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都在推特上转发了这条新闻。

福山的推特截图

在感染上疾病时，这位年轻人也没有忘记阅读和思考。镇定之中生发的强大精神力量，给了不少努力“抗疫”的人们勇气和宽慰。据楚天都市报消息，这位年轻人姓付，今年39岁，老家在孝感市汉川，后随父母在武汉生活。他从武大博士毕业后去美国深造，目前博士后，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书，研究方向是高分辨冷冻电镜。回武汉探望父母后，不幸感染上新冠肺炎，随后于2月5日晚上作为第一批患者转到由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成的江汉方舱医院。他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自己平时很喜欢读书，这本书也是回武汉后在书店购买的。

在方舱医院读书的年轻人

福山这本《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的弗朗西斯·福山，他以《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享誉世界。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他向读者描述了今日政治机构、现代国家如何形成的画卷。福山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悬念，为什么当今世界呈现出如此多样性的政治形态？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何在？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这三种制度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它们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

在这本书中，福山不再在当代政治范围内看待秩序问题，他追溯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从而弥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在深入人类悠久的历史绵延过程之中，透彻观察政治秩序得以形成的深层机制。

《政治秩序的起源》书封

《政治秩序的起源》是本“大”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认为，从全书论述的理论意图上看，福山力图实现四个重大超越：一是借助进化论超越契约论，二是借助社会学超越政治哲学，三是借助中国中心超越西方中心，四是借助现代秩序兴起的多元考察超越辉格史观（即英国是宪政建构的典范）。这样的理论意图，也是前无古人、今罕同道。

国家有自己的生成与演进逻辑，这样的逻辑自然是原始组织在不同环境与历史处境中展现的。但是，那些从原始组织成功过渡到国家，尤其是发展到现代国家的国度，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变迁过程，才落定在不同的国家状态上呢？这一问题成为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解读的核心问题。为详细解析这一问题，他设定了足以给出关乎政治秩序起源和国家兴衰问题可靠答案的三个要素：一是国家建设，二是法治，三是负责制政府。

福山首先着力分析国家建设导致的政治发展差异。在这一部分，他将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创生时期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的国家建设进行了对比性的分析。福山指出，社会组织中家庭和亲戚关系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常数之一。这是一个与非人格化国家的成长相互伴随的中国社会结构性因素。以父系社会的规则为轴心的家族制度，源远流长、根柢不变。并由此塑造了古代中国的财产制度、社会关系甚至政治结构。

对于印度，福山认为印度在早期国家建设时走上了一条弯路，一度社会的力量太过强大，以至于限制了国家统一权力的成长。中印两国分别呈现的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强大社会与孱弱国家，构成古代国家建设的瞩目案例。

福山对欧洲的描述，一方面强调欧洲的政治发展是个例外，这一例外是由于欧洲法治的涌现促成的。另一方面，福山认为法治并不是像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简单地强调产权和合同执行，而是坚信统治者必须依法行事。法律比立法更为重要。普通法成为欧洲主流司法形式就是证明。再一方面，围绕叙任权的斗争，对于教会获得国家般的特征发挥了重大作用。叙任权促使天主教演化为现代化的、等级化的、官僚化的、依法而治的机构，并促使精神领域与世俗领域的明确分离，为现代世俗国家的出场铺平了道路。

任剑涛认为，从政治秩序的重大论题上看，福山对相当流行的国家-社会论述框架也提出了挑战。“经过他的考证，不是说一个强势的社会就足以塑造一个强势的国家，或者说一个强势的国家就必然压制社会。只是对于一个失衡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言，建设现代国家的可能性才会大大下降。社会太强势不足以建构强大国家，印度堪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