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西方二戰後最為困難的一年，新冠病毒疫情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後果。西方世界突然意識到，他們對自身習以為常的看法或許並不準確。在中美交惡的大背景下，美國各界也在考慮改善跨大西洋關係，攜手歐洲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西方國家在協調對華政策方面明顯增強。張介嶺

　　▲疫情期间美國紐約一處公園內休閒的人们。（新華社圖片）

       西方議員組建新「八國聯軍」

　　6月5日，為反擊中國，歐洲議會和其他八國議員成立了「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聯盟共有18名聯席主席，10名顧問和5名秘書，聯合主席有英國工黨成員海倫娜·甘迺迪和前保守黨領袖伊恩·鄧肯·史密斯，以及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和羅伯特·梅內德斯，成員還包括來自日本、加拿大、挪威、瑞典、德國、澳洲、歐盟和美國的議員。

　　美國參議員盧比奧在聲明中稱，現實證明，通過接觸改變中國的期望已經落空，中國富裕後政治上並未開放，中國已對全球構成挑戰。成立議會聯盟的宗旨是開展國際合作，制定超越黨派的跨國界共同原則和框架，通過民主國家的協調行動，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保護人權，促進公平貿易，加強安全和保障國家誠信，敦促本國政府對華強硬，共同應對目前和未來來自中國的挑戰。

　　歐洲對華疑慮明顯上升

　　特朗普上台以來，美歐在關稅、防務費分擔、外交政策等問題上齟齬不斷。歐盟認為，美國外交決策越來越不可預測，特朗普政府缺乏基本外交禮儀。過去數十年，沒有哪個時期比現在的跨大西洋關係更為糟糕。歐洲人對美國的信任急劇下滑，皮尤中心民調顯示，在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中，四分之三的受訪者對特朗普政府的領導力缺乏信心。

　　然而，西方議員組建議會聯盟並非沒有基礎。歐盟被視為西方陣營的柔軟腹部，但新冠疫情危機爆發後，歐洲對華關係發生變化，「港區國安法」加劇了歐洲對華疑慮，出現了新的爭論。絕大多數歐盟國家並不主張對華實施制裁，但歐中政治信任基礎受挫，中歐經濟進一步融合面臨考驗。

　　今年以來，某些因素開始影響歐洲對華戰略考慮。更多人認為，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模式存在不可調和的張力，這些變化已反映到高官表態中，歐盟外交事務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要求歐洲縮短供應鏈並使之多元化，將貿易關係從亞洲轉向東歐、巴爾干半島和非洲。歐盟反壟斷專員維斯塔格要求調查外國國有或國家背景公司對歐洲企業的收購，保護歐洲公司免遭中國接管。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一名戴口罩的男子經過一家關閉的餐館。（新華社圖片）

      智庫鼓動加強跨大西洋合作

      一段時間以來，歐美加強跨大西洋合作呼聲增大。美國前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前駐北約和希臘大使、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歐洲和跨大西洋專案主席尼古拉斯·伯恩斯稱，新冠肺炎疫情和接踵而來的全球經濟危機將在今後數月，乃至數年主導跨大西洋關係，也是美國、加拿大和歐洲二戰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

　　伯恩斯認為，這次災難性事件給「美國優先」戰略造成的威脅敲響了警鐘。特朗普不聽批評，公然不尊重德國、加拿大、法國及其他最親密的盟友使美國陷入孤立，疏遠了在危難時刻最能幫助我們的國家。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歐盟和美國必須在G-20和G-7政府首腦層面緊密合作。新冠病毒危機爆發前，我們的領導人未能與盟友有效協調，現在是時候這樣做了。

　　歐洲一些人將矛頭指向中國。愛沙尼亞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長克利斯蒂·拉伊克稱，新冠病毒疫情製造了大國緊張關係，將加劇西方相對走弱的全球趨勢，不論是外部還是內部，給西式民主增加新的壓力。中俄的所作所為，反映了兩個專制政權削弱西方凝聚力、提高國際影響和推銷世界觀的戰略目標。面對專制影響力上升，歐美必須站在一起捍衛民主制度和安全，加強跨大西洋合作，應對外制5G網絡、新監控技術、經濟依賴和虛假資訊風險，同時不忘在軍事防禦和威懾力方面進行持續投資。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歐洲和跨大西洋關係專案研究主任、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研究員托麗·陶西格認為，新冠疫情已成為美中爭奪國際影響力的關鍵，或曰決定性因素，這在歐洲尤為明顯。北京將自己推介為首選合作夥伴，急急忙忙地想填補美國領導力真空。美中競爭的未來特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歐洲的決定。

　　陶西格稱，對中國在歐洲影響力更為長遠的問題是，在北京政治影響力增長和試圖分化歐洲的情況下，歐洲能否加強防禦，提高凝聚力。隨着中國輸出數位專制主義，美歐就共同對華戰略進行跨大西洋合作有助於強化民主標準，但聯合對華首當重啟美歐關係。

　　美國改善對歐關係瓶頸難破

　　新冠疫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不僅威脅歐洲，而且還威脅美國在歐洲的利益。過去數月，特朗普與默克爾、馬克龍、詹森和杜達等歐洲國家領導人召開視訊會議，蓬佩奧也主動與博雷利和法國外長勒德里安等人通話，表達了加強跨大西洋合作的意願，並向意大利等國提供了技術援助和支援。此外，美國國務院官員與歐洲官員保持定期協商，五角大樓也積極配合北約給盟友和夥伴國家提供援助。

　　客觀而論，「911事件」後，美歐在反恐和國土安全領域的合作卓有成效，雙方簽訂的《旅客訂做記錄協定》和《恐怖分子融資跟蹤專案》可圈可點。本世紀以來，無論是SARS，還是H1N1，抑或埃博拉疫情，美歐也進行了良好合作。這次疫情期間，美國鼓勵歐盟向意大利、西班牙等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國家提供更大的經濟支持，以防中國趁虛而入，趁機購買重要基礎設施和戰略資産。歐盟認同美國的觀點，中國向歐洲派遣醫務人員和運送醫療設備協助抗疫，不是單純的利他行為，還有地緣政治意圖。

　　值得警惕的是，不久前，特朗普提出組建十一國集團即G11，利用G7峰會在美國召開的機會，另邀俄羅斯、韓國、澳洲和印度領導人參加，形成G11構架，除其他考慮之外，明顯帶有孤立中國之意。

　　美方試圖修復美歐關係的外交努力效果並不理想。新冠疫情助長了全球保護主義思潮，美歐均更趨內視，被國內疫情和民生攪得焦頭爛額。美國單邊主義加劇了歐洲對特朗普政府的不信任。特朗普不僅沒有利用抗疫促進跨大西洋團結，反而在病毒蔓延問題上指責歐洲，未事先協商就突然宣布對歐洲實行旅行限制，事後又輕描淡寫地說這只是報復歐盟在稅務問題上未與美國協商，影響了跨大西洋團結。

　　歐盟意識到，新冠疫情爆發後，特朗普繼續堅持「美國優先」戰略，在疫情需要美歐合作之際，白宮與政府工作層面官員之間政策取向存在很多不一致，進一步惡化了業已脆弱的跨大西洋關係。難怪默克爾這次未給特朗普面子，以疫情為由婉拒赴美參加G7峰會。

　　美歐利益衝突難以調和

　　首先，美歐對多邊機制態度有異。特朗普鼓吹美國優先，疏離多邊主義，淡化美國全球領導作用，對歐洲一體化缺乏熱情，甚至抱敵視態度，還是英國脫歐的堅定支持者，迄今疑歐態度基本未變，甚至一意孤行退出WHO。歐盟則主張繼續宣導以規則為基礎的、相互關聯的開放世界，保護多邊主義，尋求具有支持性作用的負責任的全球化，確保國際社會能聯合應對緊急事態。

　　歐洲人總覺得美國關鍵時刻行動缺位，擔心支持多邊機制的努力終將勞而無功。早在美國凍結WHO經費時，芬蘭、愛爾蘭、拉脫維亞和英國等歐洲國家，就宣布了對WHO增資計劃。德國外長馬斯批評美國的做法是「將飛行員扔出了飛機」，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理斯·蜜雪兒也強調，「行動應以多邊主義為核心」。美國宣布退出WHO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直指，通過多邊機制加強團結合作是戰勝疫情的唯一可行途徑，各方應參與並支持WHO，避免任何削弱國際抗疫合作的行為。

　　令人頭疼的是，特朗普還威脅退出WTO，阻擾任命新法官，使WTO上訴機構「停擺」，成為美歐關係痛點，歐盟只能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設立沒有美國參加的臨時解決方案。4月中旬，歐洲理事會正式批准《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MPIA），確保中國、歐盟等多個WTO成員，在WTO上訴機構處於停擺之時，仍可解決彼此之間的貿易爭端。

　　第二，美歐在對華脫鈎問題上並不同調。美國鷹派一直在力推對華經濟硬脫鈎，加速將製造業遷回美國，同時也在說服歐洲加入對華脫鈎進程。毋庸置疑，美歐在涉華問題上有許多共同利益。歐盟意識到，中國不再局限於競爭低附加值產品市場份額，已快速往全球價值鏈上游爬，並開始向歐洲未來的經濟核心部門滲透，尤其是《中國製造2025》、《中國標準2035》和「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排擠中國市場的歐洲企業，而且還試圖輸出中國模式，改變重要物資對華「病態依賴」刻不容緩。

　　目前，英國政府提出要建立一個5G技術的民主十國聯盟（D10俱樂部），為5G設備和其他技術提供更多的供應商選擇，以削弱對中國5G技術的依賴，除G7成員外，另加澳洲、韓國和印度。

　　不過，新冠疫情固然會刺激美歐在涉華政策靠攏，但雙方在供應鏈問題上不會同步。實際上，歐洲國家雖然在尋求減少對某些國家，尤其是對中國產品供應的依賴，但並不贊同美國走得太遠。他們認為，減少重要物資對華依賴並不意味着將產業鏈全數回遷歐洲，一味強調「自給自足」只會誤入歧途。

　　需要注意的是，美歐對華疑慮都在增加。作為盟友，按理說雙方在諸如華為5G之類的問題上聯手對付中國不應存在障礙，但特朗普政府對歐洲加徵關稅、實施二級制裁和其他無緣無故的打壓，使許多歐洲國家十分不滿，也刺激了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在理應向美國一邊倒的5G問題上沒有唯美國之命是從。相反，越來越多的歐洲領導人認為，華盛頓是不靠譜的合作夥伴，歐洲應該在美中之間尋找中間角色定位，避免成為中美懦夫博弈的犧牲品。

　　美德關係再起波瀾

　　6月5日，美國官方放風稱，擬在9月份之前，從德國境內撤出9500名美軍士兵，縮編規模約三分之一。作為美軍歐洲司令部所在地，德國境內部署了大約3.45萬名美軍士兵。為了凸顯撤軍的決心，特朗普還下令，今後駐德美軍上限將從5.2萬人降至2.5萬人。

　　許多德國人認為，美方撤軍決定是對默克爾前些天未答應赴美參加G7峰會的報復。令默克爾難堪的是，特朗普政府再次不顧外交禮儀，事先既無知會，也無協商，就強推這種直接影響德國安全和經濟利益的大事。德國跨大西洋合作協調員彼得·拜爾稱，美方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外長馬斯表示，與美軍數十年來的合作符合兩國利益，德國心存感激，美方撤軍計劃令人遺憾。

　　美德矛盾由來已久。為防俄羅斯影響力滲透歐洲，美國一直在要求盟友提高北約軍費，德國推三阻四行動遲緩。剛剛離任的美國駐德國大使格雷內爾被指是這次撤軍的幕後推手，他去年在推特上發文稱，美國人不理解「為何德國未履行北約義務幫助西方」。

　　特朗普本人也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指責德國，埋怨北約沒有分擔應分擔的歐洲防務費，軍費支出像過山車一樣下降，甚至以從德國撤走B61-12戰術核彈和重裝機械化師相威脅。事實上，在美國的壓力下，德國與大多數聯盟成員一樣，承諾到2024年軍費貢獻會達到GDP的2%，但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六年時間裏，歐洲防務費一度大幅減少。

　　這次美歐經濟同樣不容樂觀。IMF預測，2020年歐元區GDP將下降7.5%，經濟不景氣勢必累及防務費支出。另一方面，經濟下滑也將導致美國國防預算承壓，華盛頓料難填補缺口。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之際，美國減少軍隊人數或有經濟考量，意在施壓默克爾更多分攤軍費，釋放了美國不會為盟友無底洞付出的信號，再次體現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

　　歐盟對美國的指責並不買賬。美國約85%的防務費支出與北約或歐洲防務很少有關聯，特朗普將美國防務支出（超過GDP的3%）與北約相提並論並不合適。美國參與北約防衛也不是為收取保護費，而是因為歐洲的繁榮穩定和安全符合美國的利益。何況，美國在歐洲駐軍還貼近關係美國重大利益的中東等熱點地區。

　　有分析指，特朗普撤軍不是技術決定，純粹是政治決定。數十年來，美國在德國部署了大量軍隊，威懾俄羅斯與駐軍人數沒有必然聯繫，減少駐軍人數本身並不危害跨大西洋合作，但因心懷不滿而率性單方面撤軍則釋放了錯誤信號，無異於告訴對手，進攻北約不一定會招致美國報復，這不僅使德國人，而且使所有歐州人，以及理解美國在歐洲利益的美國人深感不安。

　　西方一些人士並不看好特朗普的撤軍決定。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哈斯指，「美國在德國駐軍不是為了『永遠的戰爭』，而是投資『永遠的和平』。減少駐德美軍會引誘俄羅斯更具侵略性，增加盟友對美國可靠性的疑慮。單方面這樣做是雪上加霜，不負責任。」

　　德國國會外交關係委員會執政聯盟議員瓦德弗稱，所有北約成員均受惠於聯盟內聚力，只有俄羅斯及中國從分化中得益，華盛頓應予留意；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副主席布羅克霍夫更指，特朗普「認為他在使用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實力，但若果真在三個月之內撤軍，美國在歐洲的威懾力將減少25%。」

　　中歐關係未來可期

　　毋庸置疑，美國與歐盟在應對中國崛起之上有共同利益，歐盟也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尋求通過減少對中國貿易投資的依賴構建新的中歐關係。迄今為止，歐中投資協定的關鍵部分仍未談妥，其中包括行業補貼、強制技術轉讓之類的棘手議題。不少人抱怨，中國政府加大了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中國市場對歐洲企業不像原先那樣好客了。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歐盟會唯美國馬首是瞻。對歐盟而言，中國既是競爭者，也是對手，同時又是一個盟友，很難對它作出單一的限定。歐洲國家有其考量。美國因素使歐盟對華決策複雜化。歐盟不會簡單隨美起舞，將保持其政策的相對獨立性。

　　事實上，大多數歐洲政府並不急於改變對華戰略，長期以來它們也一心致力於發展對華合作；從實際層面看，他們需要國際合作渡過疫情難關，有保持良好歐中關係的需求。歐盟或會堅持「港區國安法」不符合北京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並繼續向中方施壓，但除了瑞典等極個別國家之外，歐盟沒有打算對北京進行懲罰性的制裁威脅。

　　尤其是德國下半年將擔任歐盟輪值國主席。去年9月，馬斯外長曾與黃之鋒在一次非正式活動中合影。但不久前馬斯在德國電視一台的節目中表示，與別人合影不代表贊成對方的觀點，黃之鋒的政治立場「包含了分離主義傾向」，這與德國聯邦政府的對華方針不符，並強調維護歐洲與中國之間的對話平台十分重要，強硬措施只會導致對話受阻，「長期而言這是不明智的。」

　　毫無疑問，美德關係緊張有助於平衡中美在歐洲天平上的分量，防止歐盟對華政策「矯枉過正」，大幅倒向美國。原定9月在德國萊比錫舉行的中歐峰會因新冠疫情被推遲，相信重新召開後將有助於有關各方增信釋疑，深化合作，推動中歐關係邁上一個新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