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汝林

　　近年來，香港通識教育飽受詬病，爭議頗多，社會各界都有意見促本港教育局反思改善通識教育，令學生可更客觀、全面了解本港社會、國家乃至整個世界。而教育局應從哪方面着手改革通識教育呢？第一步便應該是加強對通識教材的監管，引入編訂及審核標準，防止通識教材繼續出現質量參差不齊、甚至偏頗誤導青年學生的局面。

　　通識教材質量參差不齊

　　過去多年，香港通識科採用的教材一直是處於「無監管狀態」，學校及老師可以選定任何一家出版社編訂的教材，這造成了香港通識教材質量參差不齊。而且，本港許多家長都曾反映，發現子女學習的通識教材中有不少失實、甚至偏激的表述。比如抨擊開放內地自由行後兩地矛盾累積；鼓勵學生投身「公民抗命」等政治活動；對香港回歸後的各個層面及特區政府施政評價都很負面；在描述近年香港發生的多場社會運動時，重點突出年輕人走上街頭的「悲壯」與「犧牲」，卻極少提及當中違法犯罪活動以及需要承擔的法律後果。試問，如果本港學生長期閱讀這樣偏頗甚至有些激進的教材，怎不會被誤導仇恨政府和社會？更會有學生認為上街抗爭是「英雄壯舉」，是真正「挽救香港」，這或許也是香港示威愈發激進暴力的原因之一，而且未成年學生參與比例愈來愈高。

　　教材內容存漏洞

　　因此，如果要糾正香港現時通識教材的問題，教育局有責任引入監管機制和審核，確保學生和老師使用的教材是客觀、全面及遵循教育原則的。有部分反對審核通識教材的「黃絲」卻聲稱，如果教育局審核，會有損培養學生批判思維和對社會認識，不符通識教育初衷。但團結香港基金最近的一次調查卻正正反駁了這些狡辯，也清楚向公眾展示了現時香港通識教材存在的諸多漏洞。此次研究結果是團結香港基金委託香港嶺南大學在今年5月至7月訪問71名中學校長和484名通識教師所得。報告顯示，近八成（78%）的通識教材是從報紙刊物所得，近四成（39%）通識科教師會以社交媒體作為主要教學材料之一。如此高比例引用報刊甚至社交媒體報道或評論作為教材，不僅令教育學術界感到震驚，也令全港公眾感到驚訝。新聞媒體是公眾獲取資訊的主要途徑，但每家媒體都會有自己不同的立場，客觀與真實是新聞界的理想與追求，但現實難免會受到自我立場左右，甚至受制於一手訪問材料的局限，難以完全真實與客觀，因此，如此大幅引用媒體材料作為教材肯定有失學術準則；更何況社交媒體上假新聞、偏激甚至煽動性言論氾濫，本港竟有四成教師會採用社交媒體作為教材材料，怎能令人信服其教材質量和教學質量？

　　由此可見，教育局放任通識教材無監管的後果就是，教材編訂和選取逐漸偏離客觀、全面及真實的學術準則，其中某些老師會在選取教材時偏向符合自我政治立場的材料，就如大家總喜歡閱讀與自己立場和思想相似的文章和媒體。長此以往下去，學生們很容易受到既定政治立場限制和影響，看到的只會愈來愈狹隘，更難談批判思維的培養，因為他們可能根本接觸不到社會上其他聲音。

　　教材審核不同於政治審查

　　一提監管、審核教材，本港某些人就立刻聯想到政治審查（Censorship）。但需要區分是，對教材的監管和審核與政治審查無關，雖然大學的教材基本不用受到相關監管機構或者大學審核，教授會根據自己的課程或研究專長制訂教材，但這個前提是大學生們都是成年人，有基本的判斷是非和為自己言行負責的能力。而中小學教材則大大不同，學生們都是未成年，因此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會要求中小學教材送審，比如採用審定制的韓國、新加坡、日本、台灣和內地（即教材需要經過官方審查委員會審查），美國和法國等國家則採用認可制選定教材（即民間編寫後需要通過篩檢，再登錄在選定教科書目錄中才能成為可選用的教材）。既然世界各國和各地區都有審核中小學教材的傳統，乃至許多港人喜歡拿來對比的新加坡、台灣、日本及美國等都有審核規定，香港有何理由不監管審核通識教材，以堵上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