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引發的香港經濟滯後效應正在逐漸浮現，近期已有研究報告顯示香港將陷入「催化性衰退」。還有人擔心，香港會在國家發展中被邊緣化。面對疫情帶來的挑戰，以及鄰近地區的快速發展，香港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對中央「送大禮」有依賴心理，而要扮演更加開放的窗口角色，尤其是做好面向內地的開放。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遭遇了雙重打擊，一方面是社會風波的衝擊，另一方面是疫情來襲。香港目前的失業率已達到6.4%，這是16年來最高的。今年香港GDP預計會出現較大的負增長，目前除了金融業，其他行業尤其航空業可以用慘淡來形容。

　香港想脫困，要改革，更要開放。香港過去的開放，更多是面向西方國家的開放，香港過去的國際化，更多表現為「西方化」。但世界仍有很多國家和地區，香港未來要更加開放，真正實現「國際化」，就要對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放，同時也要對包括珠三角地區在內的更多祖國城市開放。

　對香港而言，開放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上世紀70年代，時任港督麥理浩就已實施了對外開放政策。他一方面向國際社會開放金融業，包括先後撤銷外匯管制、黃金交易管制，取消自1965年以來停止向外資銀行發放牌照的規定，以及取消外幣存款利息預扣稅等放寬外資銀行赴港開業措施，以此吸引美資、英資金融機構前往香港投資。麥理浩還設立工業投資促進委員會，以此吸引外資前來香港投資工業。

　較少為人提及的是，麥理浩也重視向內地開放。他在1979年應邀訪問北京等地，成為二戰後首位官方訪問內地的港督，改善了內地和香港的關係，並促進了兩地的進一步交流與合作。

　然而，如今香港的不少行業對內地的抗拒、封閉心態頗為強勢，在一些方面甚至已累及自身。以醫療行業為例，新冠疫情暴發期間，內地醫護原本可更大力援助香港，卻被本地醫療界視為洪水猛獸;內地廉價的檢測資源和試劑，也一度被不同利益集團抗拒，甚至橫加詆毀。

　其實，香港應向內地開放醫療、教育等更多行業。如果能夠引進一定數量的具有國際水平、經費豐富、通曉英語和粵語的內地醫護人員，不但有助於香港對抗疫情，也有助於香港市民接受更好、更全、更多選擇的醫療服務。

　開放教育行業的意義則更為深遠。中小學生都是未成年人，容易受學校老師的影響，在部分老師的刻意引導下，他們容易被灌輸反政府的政治理念。未來，香港特區政府應考慮進一步開放教育，引入多元辦學團體，尤其是鼓勵愛國愛港以及內地背景的辦學團體在港辦學。

　香港面向內地的開放可從與深圳的深度互補入手。過去40年，深圳和香港是相互成就的。尤其前30年，深圳受益於香港人才、資金和技術以及產業轉移，得以快速崛起;香港又因為製造業轉移，讓其騰出更多空間和資源大力發展金融業，成就了香港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深圳和香港以前是「青梅竹馬」，現在可以「開花結果」了。未來深圳和香港可以運用各自的優勢實現深度互補，一方面，香港擁有良好的教育資源，深圳擁有良好的創業環境，香港高校培養出的人才可以到深圳創業，這是一層互補;另一方面，香港擁有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在深圳發展壯大起來的企業也可以選擇到香港上市融資，這是另一層互補。通過一去一來形成良性循環，深港可共同打造「離岸科技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向內地開放可以依託的平台。從數據上看，粵港澳大灣區擁有7000多萬人口，而香港本土只有700萬人口，當香港產品拿到大灣區售賣，營業額將有呈10倍增長的機會，廣闊的市場是最直觀的機遇。此外，生活在大灣區的居民收入普遍較高，他們有着廣大投資債券市場、購買保險等需求，這都可以給香港金融業帶來巨大支持，鞏固和推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相信在國際金融中心和中國離岸科技中心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下，香港將進一步提升競爭優勢，打造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這將不僅可以確保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龍頭城市地位不褪色，也能進一步推動香港未來的社會、科技和經濟發展。(作者梁海明、洪為民分別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