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海報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1935年遵義會議後紅軍二渡赤水回師遵義取得婁山關大捷，毛澤東同志後來提筆寫下《憶秦娥·婁山關》，以沉雄筆調定格了紅軍險境突圍的豪邁。90多年過去，電影《四渡》將紅軍「四渡赤水」這一軍事史上的奇蹟搬上銀幕，用全新的影像語言重述這段紅色往事。

　《四渡》將宏大戰爭史敘事與普通個體命運相結合，嘗試對偉大長征精神進行當代轉譯，把這一精神轉化為具體可感的戰爭場景與人物之間的心理博弈，拓展了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表達維度。影片把「四渡赤水」軍事行動作為敘事核心框架，以運動戰的峰迴路轉牽引全片節奏，並沒有將「四渡赤水」簡化為一次從失利到翻盤的「得意之筆」，而是着力呈現黨和紅軍面對險境時的真實狀態——內部意見分歧、外部敵軍逼近，雙重壓力之下如何堅守信念、在試錯中校準方向，最終從九死一生中蹚出一條生路。這種將「結果已知」轉化為「過程沉浸」的敘事策略，不僅巧妙彌補了「劇透」帶來的懸念損耗，更賦予歷史敘事以真實的痛感與灼熱的生命力，讓觀眾在屏息凝神中領悟歷史選擇的必然性。可以說，不同於傳統革命歷史影片「鋪陳史實、宣講戰果」的敘事範式，《四渡》的真正突破，在於把一場「結局既定」的戰役，拍成了步步驚心的沉浸式體驗。影片抽離全知視角，在高層的運籌帷幄與基層戰士的生死行進之間來回切換，讓危機層層遞進、懸念持續發酵——觀眾仿佛與紅軍一同置身於40萬敵軍的圍堵之中，拼搏、求存。

　在藝術手法上，《四渡》注重以生動感人的細節刻畫，將歷史人物還原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個體，讓人物見性格、有溫度，讓敘事更真實、更豐富。影片將「四渡赤水」置於遵義會議後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歷史語境之中，紅軍戰士也不是刀槍不入的「神兵」，而是會飢餓、會疲憊、會流淚的血肉之軀。同時，恪守「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對重大史實力求嚴謹，在細節與人物塑造上進行合理藝術加工——原創角色青年紅軍戰士趙德發，為影片增添了基層戰士的微觀視角，展現出廣大紅軍將士依靠信念、智慧與團結，變被動為主動，最終走向勝利的精神力量。當然，若以更高的藝術標尺審視，影片並非全無缺憾。比如，三線並行的交叉敘事雖拓展了視角，卻也帶來了剪輯上的跳躍感；指揮層決策與基層行軍之間的切換有時略顯生硬，讓敘事的連貫性打了折扣；原創角色趙德發提供了微觀視角，但其人物弧光相對單薄，功能性強而性格深度不足，未能完全跳出「代表性角色」的常見框架。

　通過《四渡》，我們得以重新審視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創作的現狀及面臨的問題。新時代以來，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在工業化製作、類型化融合、青年化敘事三個方向上均有長足進步。《長津湖》、《志願軍》系列將宏大戰場呈現在銀幕上，視聽水準已接近國際標準；《懸崖之上》、《我和我的祖國》把懸疑、喜劇等類型元素融入主旋律敘事，讓節奏更明快、共鳴更寬廣；《1921》、《革命者》則努力擺脫偉人符號化的窠臼，以青年視角重新走進歷史，讓紅色記憶與當代心靈之間有了更真切的對話。

　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意識到，經歷了多年集中產出之後，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創作的瓶頸也逐漸浮現。一些作品在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之間失去了平衡，有的為追求戲劇性和類型公式強行改寫歷史邏輯，有的則借「精英視角」重構革命歷史敘事，甚至在對歷史的戲說中悄然消解了題材應有的價值分量。敘事與人物塑造上的問題同樣明顯，一些影片過度執着於再現或還原歷史表象，卻在根本上忽略了對歷史精神的當代轉化；英雄人物局限於類型模式的人設，缺少尋常人的情感底色與內心掙扎，難以在觀眾心中激起真正共鳴。同時，部分影片在傳播層面也存在短板。比如，習慣於「任務導向」的生產模式，缺乏新媒體傳播意識，忽視了短視頻時代的傳播規律與受眾需求，未預留可供二次創作的內容空間，導致作品難以進入大眾視野。歸根結底，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創作的真正難題在於：如何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讓作品不再只是「完成作業」、為創作而創作，而是真正走進當代觀眾的內心深處。

　為破解上述問題，未來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創作急需一場深刻的理念變革，實現從「還原歷史」到「轉譯精神」、從「完成任務」到「對話觀眾」、從「宏大敘事」到「個體共鳴」的關鍵轉變。創作理念上，應從「任務導向」走向「受眾本位」，將「與觀眾共情」置於創作首位，懷揣對歷史的敬畏，進行深入「考古」，在塵埃般的細節中挖掘生命質感，讓歷史真正走進人心。在這方面，《四渡》作出了有益探索。正如影片主創團隊感慨的：「土城、青槓坡、婁山關、太平渡、二郎灘、茅台、遵義、貴陽……電影中的每一處關鍵節點，我們在調研學習中都走了個遍。可以說，我們的劇本是用腳在貴州的山山水水上面，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真正贏得觀眾，不應僅靠題材本身，更要有精湛的藝術表現力。敘事上，應善於從歷史事件中提煉精神密碼，擺脫「可視化黨史課件」的固化認知與慣性，對歷史精神進行當代轉譯，尋找歷史與當下的精神接口。同時，在恪守歷史真實的前提下，打破套路化、模式化的類型範式與鏡頭語言，以新穎的審美體驗緩解觀感上的審美疲勞。人物塑造上，應從「精神符號」走向「有血有肉的人」，真實刻畫英雄在極端情境下的內心掙扎與普通人底色，注重青春化表達，挖掘歷史洪流中個體的心靈成長史，使之與當代觀眾產生情感共振。

　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不應只是以往歷史的搬運工，而更應是能與當下觀眾尤其是與年輕一代進行心靈對話、充滿生命力的藝術作品。唯有如此，革命歷史與人民英雄才能真正在銀幕上「活」起來，那段崢嶸歲月中沉澱下來的精神財富也才能穿越時空，在新一代人的心中獲得共鳴。（貴州省委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