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深处的科学圣地，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

　　在这里，“北京人”头盖骨掀起“盖头”惊世界

　　北京的胡同数以千计，虽较上世纪已减少和改变了太多，但藏在胡同深处的院落，仍或多或少可窥见北京乃至中国的发展脉落。

　　90年前，12月2日，年轻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将一件50万年前的古人类头盖骨捧到世人面前。这就是被国务院原副总理方毅誉为近代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的“北京人”头盖骨。当年裴文中发现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尽快报告给兵马司胡同9号院(今天的15号院，后文统称9号院)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

　　探访兵马司胡同

　　兵马司胡同之名始于明代，当时北京分东、西、南、北、中五城，各设兵马司署，负责地面治安捕盗。兵马司胡同为西城兵马司署所在地，称“西城兵马司”。清以后，京城治安由九门提督和八旗都统分管，兵马司署撤销，兵马司胡同的名字却保留了下来。

　　记者日前走访了兵马司胡同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试图隔空感受此地往日的辉煌与波折。

　　从中国地质博物馆东门沿西四南大街南行六七百米，西侧人行道上立着一块比公交站牌还大的蓝色指示牌，上面几个大字“兵马司胡同”。很少见胡同标牌如此醒目，或许，没有9号院，如今被现代建筑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兵马司胡同只是一条平淡无奇、乏善可陈的胡同。正是由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的存在，让兵马司胡同成为兼具科学与文化底蕴的不寻常之地。

　　按路牌所指，往西即拐进胡同。胡同不宽，约5米左右，两边粉刷簇新的灰墙似乎找不到“访古”的感觉了。走了一百多米，胡同北一座醒目的大门，门楣上书“地质调查所图书馆”。透过敞开的大门，几幢欧式小楼错落有致。院外门旁立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的石碑。石碑右上角配有当下文博展览常见的二维码，记者扫了，看到介绍如下——“中国地质调查所是我国重要的早期地质科学研究机构，最初创立于北京。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裴文中等中国地质科学先驱均曾在此工作……”

　　既然是地质调查所旧址，为何门楣标注“图书馆”?在国破山河碎的当年，胡同里如何建起这个欧式建筑群?调查研究成果又存放何处?为何裴文中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先要向这里报信?除了妇孺皆知的裴文中，简介中提到的几位科学先驱，到底为当日中国地学初创历经了何等艰辛?

　　地质调查所前世

　　中国的地质调查，始于19世纪后期，但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是外国人，如德国的李希霍芬(Richthofen)、美国的庞培莱(R.Pumpelly)等。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最初采用译著的方法，引进地质科学，如华衡芳曾先后译出矿物学和地质学名著《金石识别》《地学浅识》。不久国内学堂也开始设地质学、矿物学课程。鲁迅先生在1902年赴日求学之前，就曾在南京矿路学堂较系统地学习过地质科学和采矿知识，并著文《中国地质略论》。他上“矿学”课所用的课本，正是江南制造局编的六本《金石识别》，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展厅，书页空白处，还留有当年的笔记。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物司设置了地质科，由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章鸿钊负责。1913年，地质科改称地质调查所，英国学习地质归来的丁文江任所长。但当时的调查所，实际上徒有虚名，因为除了丁文江，没有一名地质人员。因此又同时成立了地质研究所，作为培养地质人才的讲习所，章鸿钊任所长。恰好翁文灏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后自比利时归国，到所担任专职教员。后有王烈自德国学成归国任教，各种课程逐渐趋向完备。研究所借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的校舍、仪器，仅三年就培养出了“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的中国第一批地质学人才。遗憾的是，1916年，只有一届毕业生的地质研究所被迫停办，已改作农商部所属的地质调查所迁入丰盛胡同3号及兵马司胡同9号。

　　地质研究所原设有图书室，图书来源，一是北京大学地质专业的书;二是地质学家们多方筹集;三是工商部出资自行购买。地质研究所停办后，图书室移交给了地质调查所。地点在北京丰盛胡同3号，三间屋仅有专业书刊400余册。1922年，丰盛胡同3号用作地质陈列馆(现中国地质博物馆前身)之用。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和国外同行，多方汇集标本收藏于陈列馆。

　　募捐换来图书馆和办公楼

　　令人痛心的是，地质调查所成立之际，也正是中国近代历史最混乱之时。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司胡同9号院正对大门的图书馆，全赖丁文江、翁文灏积极呼吁奔走，由社会热心人士筹款而来。

　　9号院内的老住户向记者介绍，图书馆大门内侧东墙上还有当年捐资者的纪念牌匾，可惜被杂物遮挡。记者从旧大衣柜的缝隙间依稀看到“……利天下之事而或以言得少之，历代虽……”的字样。

　　在古老胡同中拔地而起的小楼并不显突兀，此楼由德国雷虎工程司行承建，“雷虎制造”现北京仅存此一处。国内外有关学者曾以此研究中德建筑文化移植的背景和观念，讨论中国传统建筑对德国建筑师的影响。他们说：“所有这些建筑物，不仅是中国建筑史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文明史的一部分。”

　　当然，此楼对中国人的影响，远在建筑之外。

　　这座图书馆一经落成，就目睹了中国科学界的重大历史事件。1922年1月27日，中国地质学会创立大会在图书馆的一楼举行;5月26日，李四光在这座图书馆里宣读了他的第一篇冰川学研究论文《中国更新世冰川作用的证据》。

　　1922年7月17日，地质调查所举行了盛大的图书馆及陈列馆(丰盛胡同3号院)开幕典礼。

　　代所长翁文灏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财政总长)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也不是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近百年后的2013年底，中国国家博物馆《科技梦中国梦》展览上，第一次向公众公开明确：中国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机构”。

　　险些错过“北京人”

　　翁文灏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的开幕式上，此刻他正前往欧洲参加国际地质学大会。

　　这次地质调查所历史上少有的“造势”，也是事出有因——不久前，一度盛传的机构裁减名单上，地质调查所赫然在列。

　　为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前财政总长梁启超、前农商总长张謇、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俞同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农商总长张国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八人联名上书农商部，认为“地质调查所，自设立以来关于调查矿产方面固已成绩昭然，即关于学术研究方面，尤能于中国地质多所发明，几足与各国地质机关相颉颃……且闻该所用人极严，办事认真，洵为近时官立机关中所仅见。兹者政府裁员减政，自有权衡，惟该所办理有年，成绩昭著，似不应在裁减之列”。呼吁予以保留并维持而发展之。

　　一个学术机构的存废，能引起全国学界和实业界众多高层强烈反响，这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极为罕见。由此也可见地质调查所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虽然机构保留下来了，但是经费还是越来越少。翁文灏为维持已有规模和水平，首先是控制新增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对想进所工作的新毕业大学生，制定了极苛刻的标准。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地质调查所集中的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却也容易造成一些人才因一时表现不佳而丧失发展机会。譬如——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并成为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的中科院院士裴文中。

　　裴文中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后就报考地质调查所，翁文灏限于经费之困，只让他先去做一项课题研究，有了成果方有报酬，结果裴文中研究无果。第二年，贫困交加的裴文中再次求到翁文灏门下，恰巧领导周口店野外挖掘的李捷另有任务，翁文灏才把这个艰苦的工作给了裴文中。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裴文中的智慧和能力，但回想当年险些失之交臂，谁又能不感叹科学在金钱面前的委屈和无奈。

　　裴文中雪中送炭

　　在努力节流的同时，翁文灏也积极寻找“开源”渠道。经过翁文灏、丁文江的多方努力，地质调查所争取到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赞助。

　　1928年翁文灏用开滦、北票煤矿的捐助，添建办公楼及古生物研究室。这座位于兵马司胡同9号院西侧的二层坡顶砖楼，由中国到西方学习建筑第一人——贝寿同先生设计，贝寿同先生是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叔祖，其存世建筑作品极罕见。

　　同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添设新生代研究室，研究脊椎动物化石，以补古生物研究室的不足。

　　1930年受中基会的委托和资助，添办土壤研究室，从事中国土壤的调查与研究。同年10月，由金绍基先生捐助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楼房一栋，为纪念金绍基之父，以其别号“沁园”命名为“沁园燃料研究室”，研究煤质及其相关矿物。又接受著名律师林行规先生的捐助，在西山鹫峰建了地震研究室。

　　可是，身处乱世的地质调查所仍难独善其身。

　　1928年6月，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北京，张作霖仓皇出关，被日本人炸死在沈阳城外的皇姑屯。北洋军阀统治结束，但是地质调查所经费问题并没有丝毫好转迹象。北京政府农商部业务归到南京政府的农矿部。8月，翁文灏为归属和经费问题专程赴南京。农矿部以经费支绌、无力单独承担调查所的经费为由，提出与中央研究院共同负担。1929年冬，中央研究院停发补助拨款，翁文灏想维持都维持不下去了。

　　就是在这最困难的时刻，裴文中给翁文灏送来了“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头盖骨发现的意义和作用，人们今天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去估量和评价，但它当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不仅给地质调查所，甚至给刚刚起步的整个中国近代科学事业，都注入了一股生机。

　　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当冬天田野发掘工作行将结束之际，25岁的裴文中吊着绳索下降到一个支洞里，捧起了那个举世闻名的古人类头盖骨，也揭开了世界古人类研究的新纪元。

　　“北京人”何以震惊世界

　　“北京人”为什么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瞩目?

　　与达尔文几乎同时代，一位名叫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德国学者，在赞同进化论的同时，不认可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并提出从猿到人中间有一个缺环。“海克尔认为，这个缺环是一种没有语言的早期猿人。”中科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说。

　　到了20世纪初，西方学者中又出现了一种假说，认为中亚很可能是孕育人类的“伊甸园”。当时有一个叫哈贝尔(K.A.Haberer)的德国医生，从北京的药店收购了一些“龙骨”，后经德国慕尼黑大学古脊椎动物学家舒罗塞(Max Schlosser)鉴定，可认定的哺乳动物达90多种，其中有一颗很像人的左上第三臼齿。

　　191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应农商部聘请来华指导采矿。安特生(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第三任馆长)对中国田野考古具有重大贡献，在工作中时刻不忘“龙骨”的出处。他后来了解到一个化石产地——周口店鸡骨山，于是请来了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在此发掘。之后，安特生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来担任亚洲考察团首席古生物学家的葛兰阶(Walter Granger)来鸡骨山了解采掘情况，一位在旁观看的老乡告诉他们，不远有一处可以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他们立刻转移到了这个地点，经烧石灰的工人指点，终于叩开了“北京人”遗址的大门，当地名为龙骨山。

　　师丹斯基将两次在华采集的化石运回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直到1926年，把其中的两颗牙齿鉴定为“人属?”(Homo?)。这个带问号的结论，可谓既谨慎又留有余地。尽管如此，仍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深厚兴趣。

　　1927年，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步林(Anders Birger Bohlin)在此地又发现一颗人牙，加拿大学者、协和医院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认为它代表一种新型的原始人类，于是命名为“中国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非正式名称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北京人”(Peking Man)。

　　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可以说是“北京人”发现后的产物。但一颗小小的牙齿显然无法揭示“北京人”的全部秘密，直到1929年冬的那个傍晚，随着第一个完整头盖骨以及该地区后续众多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发现，一切豁然开朗：“北京人”其实代表了人类演化中一个特别的阶段——直立人(Homo erectus)。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似人类也都应被归入直立人家族。到此，直立人在人类演化历史中的地位被正式确立：它们代表从猿到人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直立行走能力，猿人真正“站”起来了!

　　在周口店的猿人洞内发现过许多处厚厚的灰烬层，有些还含有动物的骨骼和烧过的石块。

　　1933年，取自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第一化石点的灰烬标本，成为北京猿人使用火的最有力证据。用火是人类群居生活习惯的一个重要飞跃。人类掌握用火的技巧后，不仅用以取暖和保护自己，而且在改变饮食习惯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红色灰烬标本现展示于中国地质博物馆。

　　“北京人”失踪之憾

　　曾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的贾兰坡院士，在回忆文章中称，“‘北京人’发现之后，也正是新生代研究室‘走红’之时”。

　　肇始于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古脊椎所)，特意把今年4月的90华诞庆(新生代研究室创建于1929年4月)推迟到12月2日与“北京人”同庆，亦是纪念周口店的研究源头。

　　当年主持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1927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揭开了中国学者自己研究中国脊椎动物化石的历史新篇章，从而在中国创立了这一学科。在抗战期间，杨钟健在云南省禄丰县发现了许氏禄丰龙化石，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研究、发表、复原、装架，极大振奋了国民士气。电影《无问西东》里在山谷中上课的西南联大学生，围着的恐龙骨架就是许氏禄丰龙。现作为“镇馆之宝”陈列于中国古动物馆二楼展厅。

　　新生代研究室的办公地点，除了兵马司胡同9号院，还有一处是协和医院。

　　和地质调查所的命运多舛一样，在兵马司胡同9号院一鸣惊人的“北京人”，1941年12月8日从协和医院，从世人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

　　尽管北平沦陷后，兵马司胡同9号大门口换了一块“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大牌子，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但维持了三年多后，随着日美关系日益紧张，大家也开始惶惶不安。

　　在协和医院主持研究工作的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和裴文中于1941年初开始奔走协调，最后达成一致——通过美国驻北平公使馆把“北京人”头盖骨运往美国研究机构暂存。

　　魏敦瑞于1941年4月随美国撤侨离开。临行之前向助手胡承志(后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员，2018年去世)交待，“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准备运走，何时装箱等候通知。他还让胡承志将1929年发现的第一块头盖骨和1936年发现的两块头盖骨都做模型寄给他研究。

　　魏敦瑞走后的两三个月，胡承志将做完的两个1936年的头骨模型依次寄往美国，第三个模型——即裴文中1929年发掘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在1941年10月自邮局交寄后却一直未能寄出。

　　1941年10月初的一天上午，新生代研究室最后一个女秘书息式白(Claire Hirschberg)跑来告诉胡承志，博文(Trevor Bowen，协和医学院总务长)让把“北京人”化石装箱，然后送到他的办公室去。请示过裴文中，胡承志一一细致打包装箱。其中包括，5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3个山顶洞人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碎片数十片;“北京人”牙齿近百颗，残下颌骨13件，上腕骨1件，上鼻骨1件;山顶洞人盆骨7件，肩胛骨3件，膝盖骨3件……所有这些最后装在两个大箱子里，由胡承志在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科B楼交给了息式白。此后，再也没有中国人见过这5个“北京人”了。

　　胡承志把两木箱化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据说第二天博文就把这两箱化石运送到美国公使馆，然后随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离开北京赴秦皇岛等候撤退。在这之前，美国从菲律宾调了哈里逊总统号(S.S.the President Harrison)来秦皇岛接海军陆战队。这艘船先抵上海，停泊在吴淞口外，正待开往秦皇岛。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该船被日军改作运输船(后于1944年被美国潜艇击沉)，与此同时，美海军陆战队全都被俘，“北京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成了一个跨世纪悬案。

　　庆幸有胡承志顶尖技术的复制，让我们还能看到裴文中的成果。庆幸邮局的延误，新生代研究室法国顾问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从邮局要回了未寄往美国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等到日本投降后交还给刚恢复工作的研究室。胡承志之后亦成为知名古生物学家，大名鼎鼎的胡氏贵州龙(化石)就是以他来命名的。

　　而之后于1966年发现的第六个“北京人”头盖骨，则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北京人”，现存于中科院古脊椎所。

　　科学史上的圣地

　　回忆完上面这些令人欷歔的往事，在北京冬天新一轮降温中，记者再度来到兵马司胡同，久久地凝望9号院，希望能有哪怕瞬间的时光倒流，可以见证往昔的峥嵘岁月——

　　在丁文江等人的努力下，从建所之初到北平沦陷，经过多年的奋斗，地质调查所曾迎来前所未有的繁盛。它先后创办了5个研究室，成了中国多个科学机构的源头。

　　望着几度风雨的三栋小洋楼，有谁知道：从这里走出了约50位两院院士。

　　对于地质调查所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科学史的专家们见仁见智，但是大家都公认：它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地质图书馆，图书馆里有大量专业图书、地图和数百种国际交换期刊;有最好的地质博物馆，有丰富的标本;你可以在这里与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们一起工作，得到他们的指导帮助;这里更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这里没有勾心斗角、争名夺利。

　　胡适曾说地质调查所本身的光荣历史，是中国科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地质调查所起伏跌宕的发展史，又何尝不是中国近代科学史的一个缩影呢。

　　记者沿着图书馆仍然结实的木楼梯拾级而上，似乎还可以看到当年学界前辈们辛勤的身影，听到他们热烈的讨论。

　　早在2011年3月7日，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正式列入北京市第八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后，相关保护意见作为附件让地学各界及众多历史爱好者翘首以待，包括——

　　在兵马司9号设立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陈列馆，系统介绍从中国近代至1949年，中国地质工作开创、初具规模和发展历史，介绍中国地质事业奠基和创始人的生平、业绩，陈列实物、挂图、照片、信件、科学手稿及出版物等。此外，可设立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大会会址，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丁文江、翁文灏先生办公室，以及院士文库等展室。

　　期待不久的将来，再次造访，可以不用绕过楼道间的杂物、不用担心惊扰居民、不再借手机照亮昏黑又古老的走廊，能在明亮的阳光或温暖的灯光中叩拜心中的圣地和先贤。

　　本文参考书目：《证据：90载化石传奇》(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王原、吴飞翔、金海月等著，2019.11)《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地质出版社，程裕淇、陈梦熊主编，1996.11)《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王仰之编著，1996.5)《学人本色：翁文灏》(陕西人民出版社，李学通著，2017.5)《丁文江的传记》(三联书店，胡适著，2014.6)《探秘远古人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吴新智、徐欣著，2018.8)《北京人的发现——中国重要古人类遗址》(天津古籍出版社，安家媛著，2008.1)《地球》杂志，《中国地质博物馆志》(地质出版社 2018.8)《藏品背后》(地质出版社 2016.6)。参考网站：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中国地质学会。（记者李牧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