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诚

　　世界卫生组织已把在武汉首先爆发的新型肺炎疫情列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内地有紧密人员和货物往来的香港也发现了多起确诊病例，政府应尽可能地防止疫情扩大。

　　封关应基于公共卫生管理考量

　　新型肺炎爆发后和在治理方案形成前，隔离疫区是古往今来常用的​​有效手段之一。特区政府已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少两地人员往来，严厉程度前所未见。如果特区政府未曾采取这些限制与内地人员往来和本地人流的措施，香港的疫情应比现在更严重。

　　香港是否需要全面封关则主要根据疫情和科学判断，是本地公共卫生管理的问题。全面封关若能有利控制疫情，笔者并不反对;但不应该把问题政治化，应该实事求是，合理地解决问题。

　　香港与内地联系密切，实行全面封关并不容易。现在有许多港人在内地工作、学习和生活，不让他们往返两地可能触犯人权法。香港许多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股东也来自内地，一些人甚至还没有取得本地身份证，若拒绝他们入境，他们企业运行就可能难以为继;倒霉的会是本地经济，特别是在那些企业上班的香港雇员。

　　香港市面的食品主要来自内地，全面封关是否也意味着禁止两地的物流和从事相关行业工人的往来呢?内地有农村为防止疫情而封村，效果不错;汕头市也曾一度封城，约三小时后就解封了。香港历来是一个开放的港口城市，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与内地密不可分，香港全面封关的可能性低。而如果全面封关并不全面，那就不能称为封关，而是入境限制，与目前所实行的措施区别不会太大。

　　总之，不同程度的封关，对控制疫情会有不同程度的帮助，也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因此，决策需要科学、可行与合理。

　　防疫不应成为政治议题

　　一些反对派人士借防疫之名，反对「一国两制」。民主党要求特区政府与国务院商议借用解放军军营作隔离用途，就是企图借故削弱驻军的存在，阴阳怪气。笔者也不明白特区政府或国务院怎么可能改变特区军事用地的用途，民主党的图谋更比「胡志伟自愿到青海防疫」的可能性低。

　　其次，一些人希望借疫情挑拨香港市民与内地的关系。当代，源于一地的流行病迅速肆虐全球屡见不鲜，也是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新型肺炎对香港来说是外来的传染性疾病，应该采取一切可行手段把疫情对本地的祸害减至最低。而那些反对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人却趁机挑拨市民与内地的关系，把防疫等同分隔两地往来，不是为了香港大众福利，说穿了就是为其「港独」目的服务。

　　不赞成医护失德行为

　　最后，激进反对派也企图借防疫议题再次集结反对派支持者。我明白一些香港居民抱怨内地人分薄了机会和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存在的经济矛盾。但是，笔者难以赞同前线医务工作者罢工，只不过，只要一小撮动乱核心分子能在公营医疗系统谋职，这样的罢工煽动就不可避免。而医务工作者在社会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离开自己的岗位是令人遗憾的，也属于失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