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在奥斯卡上大获全胜
“这次最大的妖片显然是《寄生虫》，”在奥斯卡最佳影片公布后，我的业内朋友莫里斯吐槽：“这使得‘其他片子为什么没得奖’变成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在问，‘凭什么它得奖了？’”
《寄生虫》当然是一部好片，但它近乎大满贯式的得奖还是出乎不少人意料。先说一个看似荒谬的结论：说起来，《寄生虫》获奖，除了影片本身的质量外，也许还跟韦恩斯坦的倒台有关。
这两件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若回到源头，回到奖项背后的评奖机制与利益权力运作的本质再思考，或许始终不该忘记的是，比起戛纳、威尼斯、柏林三大欧洲电影节，诞生于美国好莱坞的奥斯卡奖本身就是一个混杂着更多市场和政治因素的奖项。
这得先从奥斯卡奖的投票机制说起。与一般观众想象的小规模专业评委团不同，奥斯卡的评委会成员多达上千人。据目前公开的媒体报道，截至2018年，奥斯卡评审一共有9226人，每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还在纳入新的会员，近年在奥斯卡被诟病“老白男”（年龄偏大的白人男性）的评委构成后，学院开始尤其注重发展女性和少数族裔成员，以丰富评委结构的多样性。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评委会组成下，如何尽可能地影响更多评委，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影响获奖的因素之一——于是，如同总统竞选有专门的campaign（宣传公关）团队一样，冲刺奥斯卡的影片发行商也会有自己的campaign。事实上，每年竞选季发行商花在广告上的钱都非常之多，有专门的开支和委员会。不夸张地说，这不仅是艺术价值之赛，也是一场宣传之战。
宣传而已，能在多大程度上动摇投票结果？但如果你恰好听说过哈维·韦恩斯坦和《莎翁情史》的丑闻，或许便不会那么惊奇。1998年被评价为奥斯卡历史上最水的一年。在《拯救大兵瑞恩》《楚门的世界》《细细的红线》《中央车站》《她比烟花寂寞》的群星璀璨之间，最后摘得桂冠的竟然是《莎翁情史》——一部被形容为“差强人意的平庸之作”的电影；而凭此片拿下最佳女主角的格温妮丝·帕特洛，日后被曝出多次走后门、成了好莱坞的“千年水后”（考虑到她的竞争对手是梅丽尔·斯特里普、艾米丽·沃森、费尔兰德·蒙特纳哥和凯特·布兰切特，便可想而知媒体和观众当时有多诧异了）。
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曾制霸一方的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有文章曾总结韦恩斯坦的“评奖季公关”体系有三大法宝，“针对评委们的公关游说、操控媒体舆论、抹黑对手”。通过砸重金频繁举办与评委的见面会和派对、增加影片在评委居住地甚至度假地电影院的放映场次、为主角制造社会舆论热点、炒作对手负面消息等游走在规则边缘或干脆践踏规则的方式，他掌握了一套大规模造势手段，并一次次从中尝到甜头。
哈维·韦恩斯坦
当评委数以千计时，心理学、传播学、统计学、政治科学等各种学科都在为竞选所用。加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评奖阶段计票规则，并非简单的一人一票，而是排序复选制——投票者需要给所有提名影片按偏好排序，某部电影票数超过50%则当选最佳影片；如果所有电影票数都不超过50%，则剔除末位、将末位选票释放，分配给这些选票上第二顺位的影片，以此类推，直到有一部影片票数累计超过半数。
简单来说，就是每一顺位的投票都是算数的——一部只有15%的评委将它评为第一、但85%的评委会把它排在第二第三的影片B，最终也许会打败被30%的评委排在第一的影片A。
在这样的投票规则下，人为增加影片在评委视野内的曝光度和讨论度，无疑是能有效提高影片获奖概率的。对比之下，入围奥斯卡的冷门影片有可能多达10%的评委未曾看过——毕竟他们都实在太忙了。
再说回《寄生虫》。国内关于它的报道里，曾不起眼地出现过这一段话：“据韩媒，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CJ娱乐及北美发行商Neon专门成立了为电影《寄生虫》冲击明年奥斯卡的特别小组，简称TF组。该小组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为对象展开宣传活动。”
这个特别小组的宣传活动具体究竟是怎样展开的，我们不得而知。在韩国媒体的报道中，大而概括地写到TF团队将针对这些成员开展积极的宣传活动，四处跑宣传、促成尽可能大的上映规模。负责《寄生虫》北美发行的Neon董事长蒂姆·奎因在接受好莱坞记者专访时表示“将致力让《寄生虫》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导演奖、编剧奖、最佳男主角奖和外语片奖五项”。
而韩国当局的鼎力支持，甚至不用看近年振兴电影业的政策，仅从总统文在寅在《寄生虫》获奖后发的推文中就可见一斑：“今后韩国政府将进一步为广大电影人提供能尽情发挥想象力、并没有顾虑地制作电影的环境。”
而这一切又与韦恩斯坦有什么关系呢？ 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也被媒体称为“韦恩斯坦朝代的终结”：2017年10月，在被媒体曝光性骚扰多名女性、随后安吉丽娜·朱莉等众多女星纷纷站出实名指控后，曾只手遮天的韦恩斯坦彻底失势，被影艺学院永久除名并剥夺投票权。
但对《寄生虫》及其他影片来说，新的机会已经敞开大门。由于韦恩斯坦的倒台，权力被新的发行商重新瓜分——而《寄生虫》，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权力迭代轮换的空隙中，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