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中国自古就有家猫，至少像马一样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与国人息息相关了。《诗经》曰：“有猫有虎。”《礼记》曰：“迎猫迎虎。”这是其“文献证据”。其“考古证据”则表明中国人早在仰韶文化晚期就开始和“猫”生活在一起，后来的汉墓中也有“猫”骨骼出土。

 

但是，这些在我们看来是有很多疑问的。比如《诗经·韩奕》原文其实是：“孔乐韩土，川泽，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川泽”二字，已经把后面那些物种的野生本色，暴露得很彻底了。至于考古上发现的“猫”，我很怀疑是猫科豹猫属的“豹猫”，或者猫科猫属的“亚洲野猫”，而不是猫科猫属的“家猫”。

 

目前比较通行的說法是，世界上所有的家猫，全部来自非洲野猫，並且在大约10000年前由埃及人驯化，之后才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但持不同的意见的人可能还有不少，本文无意深入辨析。）

 

而明确的中国人养猫记录，其实晚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唐代养猫者渐多，典型的猫粉直到唐末才出现（张抟），五代以后养猫之风始盛。这跟隋唐之前普遍养狗捕鼠的记载，恰恰正相吻合。

 

按理说，家猫应该就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如果是陆路则可能是走中亚，如果是海路则可能是走东南沿海。可惜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找到相关考古证据。本文重点从文献角度来讨论中国家猫的传入。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唐·李颀《古从军行》）葡萄于汉武帝时期由张骞自西域带回的事，史有明文，人所共知。然而国人对猫的传入，就没有这样明确了。只有一些传说，隐约能够透露点点信息。

 

这就是很多朋友听说过的：猫是唐僧取经时从西方带回来的（可以简称“唐僧取猫”）。

 

但我们今天分析“唐僧取猫”之前，先说一下另外一个相关传说：五鼠闹东京。

 

由于受到清代中晚期公案侠义小说《三侠五义》的深刻影响，提到“五鼠闹东京”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侠义版的故事。

 

 

《三侠五义》里，“五鼠闹东京”是非常重要的节目。其中五鼠分别是，大爷钻天鼠卢方，二爷彻地鼠韩彰，三爷穿山鼠徐庆，四爷翻江鼠蒋平，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故事讲的是，北宋仁宗时期，南侠展昭得皇封绰号“御猫”，五鼠弟兄主要是锦毛鼠白玉堂觉得被冲撞，所以奔往东京汴梁“斗御猫”，因此引发一系列的矛盾。

 

其中情节颇为复杂。我们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一，锦毛鼠在去往东京的路上结交了文生公子严查散，并且后来为严查散的官司打抱不平。二，闹东京故事彻底结束时，单走脱一个老二彻地鼠韩彰。

 

这个侠义版五鼠闹东京，其实改编自神怪版五鼠闹东京。

 

神怪版五鼠故事，明清以来流传也是甚广，像明代安遇时《包公案》四十八回“何岳丈具状告异事 玉面猫捉怪救君臣”，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九十五回“五鼠精光前迎接 五个字度化五精”等等，皆有其说。英国博物院藏书林刊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与周绍良旧藏明刻本《新刊宋朝故事五鼠大闹东京记》等书，则专记其事。

 

这些故事里，闹东京的五鼠，都是老鼠精，猫当然也是神猫而非人。

 

其故事版本多达几十种，此处仅以书林本为例，述其大概：西天佛祖雷音寺处，五只鼠精思凡，来到人间为祸。先是五鼠化为赶考举子施俊，淫乱其妻（这个情节在侠义版中被改成锦毛鼠救护严查散）。施家告到丞相府，四鼠又化为丞相。惊动天子，三鼠又化为宋仁宗。惊动太后，二鼠又化为太后。包公来，一鼠又化为包公。东京大乱，无人能管。包公于是服毒升天，求见玉帝。玉帝派手下查到这是来自西方的五鼠精作怪，只有雷音寺宝盖笼中的“玉面金猫”可以降服，玉帝遂派人前往西天。结果佛祖耍滑头，借出“金睛狮子”充数。无奈包公只好亲自动身前往西天，请来真正的玉面金猫。玉面金猫来到东京，咬死四只鼠精，单走了第五只（侠义版中最后走脱彻地鼠）。这五鼠跑到南天门，被天兵天将拿住，结果玉帝一时心软饶了它性命，但减去其神通，发往人家受苦。所以人间多了一种大老鼠。

 

虽然这个传说只解释了“大家鼠”（区别于“小家鼠”）的来历，没有明确解释猫是怎么来的。但民间故事的流变中，很自然地就把这个故事当成了猫的来历传说。故事的最后，便添了个尾巴：鼠患仍未灭尽，所以玉面金猫继续留在东方为民除害。有的版本中还有一个设定说的是，本来包公答应把猫请回西天，结果因鼠患未尽包公食言，所以猫常常以打呼噜的方式骂包公。

 

很可能是因为故事性强，所以“包公请猫”这个故事在民间的传播度，其实远高于“唐僧取猫”。

 

“唐僧取猫”的传说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猫是唐僧取经时从西方天竺国带过来看护经卷的。”

 

这个说法，清·黄汉在《猫苑》里说出自宋·罗愿的《尔雅翼》，最近马伯庸又在网上说其出自明·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其实都不对。

 

这个传说的明确说法，出自于《玉屑》，也就是明·杨淙《群书考索古今事文玉屑》。四库馆臣说：“扬淙不知何许人。是书《明史·艺文志》著录。然二十六类之中，荒唐俚谬，罄竹难书。明人著述之陋，殆无出其右矣。”可知这个书通俗趣味比较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摊书《万事不求人》以及网上的某某百科。

 

《玉屑》卷二十四“释氏养猫”条原文说的是：“猫非中国之种，出于西方天竺国，不受中国之气所生，鼻头常冷，惟夏至一日暖，忽然不食其囱。猫死，不埋在土，挂于树上。释氏因鼠咬侵坏佛经，唐三藏往西方取经，带归养之，乃遗种也。”

 

“鼻头常冷，惟夏至一日暖”这句话今可知最早见于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但《酉阳杂俎》里没有后面“非中国之种”这些话。“不受中国之气所生”，大意是说猫的体质不太适应中国的气候，这是对猫身体特点的解释。“忽然不食其囱”大概是说夏至这天忽然不自舔鼻头，这句话也不见于前人。“猫死，不埋在土，挂于树上”跟本文关系不大，所以不细说了。最后半句“乃遗种也”前面应该省略了“如今之猫”等文字，说的是现在中国的猫都是唐僧从西方带回来的猫的后代。

 

猫书《衔蝉小录》引《西方经》也有类似的说法，但《西方经》不知何书，可能只是作者记不清出处而编造的书名。

 

但这个说法的起源，真的还不能说是《玉屑》。

 

古代流行一种“纳猫契”，就是一种收养猫的“公文”“符咒”。其文字部分的开头说：“一只猫儿是黑斑，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长养，护持经卷在民间。”

 

文中的“黑斑”，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改成“花斑”等文字，这不是重点。但是后面这几句就是不动的了。“本在西方诸佛前”等等，说的是猫的来头大，养在家里大有用处，是一种民众的自我安慰。

 

问题是，这段文字早在元代的《三订历法玉堂通书捷览》中就已经出现。说明一则早在后来通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所谓的“吴承恩《西游记》”）出现之前，“唐僧取猫”的说法就已经出现了。二则，“唐僧取猫”传说的出现，实早于“包公请猫”。

 

“唐僧取猫”“包公请猫”的传说，在民间是传得不亦乐乎。但在雅文化里，其实大家关注并不是特别多。所见仅此五条：

 

明·郑璋《白猫》诗：“玉狸海外来千里，月兔天边堕五更。”清·毛宗岗《猫弹鼠文》“尔猫，名虽不列地支，种实传来天竺。”吴锡鳞《雪狮儿·咏猫》：“问西来意，莲花世界，同看经藏。”何梦瑶《南浦·猫词》：“莫更触璃屏，西来久，往事不堪重数。”姚燮《猫六十韵》：“种类来天竺，谁云乞未须。”

 

前文所谓“中国人明确的养猫记录，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的”，指的是顾野王《玉篇》中说的：“猫，似虎而小，人家畜养令捕鼠。”简洁有力，表明当时普通人家已经畜猫捕鼠的史实。

 

但顾野王《玉篇》原书已经散佚，今天所见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中的《玉篇》中，其实都没有上面那句话。“猫，似虎而小，人家畜养令捕鼠”之语，其实出自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完成于元和五年即810年）引顾野王说。

 

《一切经音义》引此文不只一次，分别见于其卷一一、卷二四、卷三一、卷三二、卷六八、卷七二等，共计六次。可见一则这段文字十分可能就是《玉篇》中原文，二则唐代养猫捕鼠的民俗已经形成气候。

 

《一切经音义》的“经”即佛经，其书专门解读佛经。虽然上面提到的六处原佛经都与家猫无关，但早期佛教文献中确实存在一些与家猫有关的内容，而其相关性却表现在对养猫行为的禁止上。

 

从姚秦时期（384-417）鸠摩罗什（344-413）翻译的《佛说梵网经》卷下，到北凉（397-439）昙无谶（385-433）翻译的《优婆塞戒经》之《受戒品第十四》，再到刘宋时期（420-479）慧严（363-443）整理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七《邪正品第九》和卷第十一《圣行品第十九》，等早期佛教译著中，都明确说到了佛门弟子不准畜猫（等家畜）的律条。后世佛徒甚至将猫叫做“地行罗刹”，比之为鬼（清·书玉《沙门律仪要略述义》）。

 

我们知道，不同等级的佛家徒需要遵守的戒律是不同的，等级越高戒律越多。“优婆塞”即“善男”，也就是在家（非出家）修行的佛教徒。“沙门”则是佛教徒的泛称。也就是说，不畜猫是连最低层次的佛教徒都要遵守的基本戒律。

 

这些佛经中明确说到禁止畜猫的情况，恰恰说明很可能早期西方印度等地的佛教徒面对的，正是一个普遍畜猫的环境。

 

而事实上，面对老鼠咬坏珍贵的佛经等物，使得佛门对于养猫的戒律似乎并不怎么严格执行。僧人畜猫等家畜的记载，历史上并不罕见，后世僧人甚至有“猫有五德”的玩笑。“萧寺驮经马，元从竺国来。（李贺《马诗·其十九》）”白马寺的建立为中国佛教之始，即不讳言白马驮经。

 

僧人面对家猫的矛盾态度，使得其经典虽明令禁止畜猫，但家猫仍然有可能跟随佛教一起传播出来。

 

而传说中无论“包公取猫”还是“唐僧取猫”，也都与佛教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或许是巧合，或许表明了人们对家猫传入史实的依稀记忆。

 

顾野王《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543年），虽然猫在当时有了一定的覆盖度，但养猫似乎也并不是太通行。隋朝皇宫中有“猫鬼”事件中的猫究竟是家猫还是野猫，便很难说清。直到武则天时期（649-705），才有了武后将猫与鹦鹉共养，又曾因萧淑妃的诅咒而禁止宫中养猫，这两条明确的养猫记录。

 

而唐僧取经的真实时间（629-645），正处于在“《玉篇》成书”与“武后养猫”这两段历史之中。

 

总之，从家猫传入中国的最可能途径，与家猫传入中国的大概时间这两方面来看，至少可以说，相对于“包公请猫”，与“《诗经》时代就有家猫”而言，“唐僧取猫”要更加接近事实。

 

 

【清】黄汉 王初桐：《猫苑 猫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6

 

【清】孙荪意 著，陆蓓容 注：《衔蝉小录——清代少女撸猫手记》，中信出版集团，2019-6

 

[英]艾比盖尔·塔克 著，黄竹沁 译：《家猫如何驯化人类并统治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8-4

 

刘朝飞：《狗拿耗子的历史》《大唐长安的狸猫魅影》，收录于《志怪于常——山海经博物漫笔》，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出。

 

祝秀丽 蔡世青：《“五鼠闹东京”传说的类型与意义》，民俗研究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