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取猫还是包公请猫:中国家猫传说溯源 -香港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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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取猫还是包公请猫:中国家猫传说溯源

2020-02-25
来源:澎湃新闻网
有人认为中国自古就有家猫,至少像马一样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与国人息息相关了。《诗经》曰:“有猫有虎。”《礼记》曰:“迎猫迎虎。”这是其“文献证据”。其“考古证据”则表明中国人早在仰韶文化晚期就开始和“猫”生活在一起,后来的汉墓中也有“猫”骨骼出土。
 
但是,这些在我们看来是有很多疑问的。比如《诗经·韩奕》原文其实是:“孔乐韩土,川泽,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川泽”二字,已经把后面那些物种的野生本色,暴露得很彻底了。至于考古上发现的“猫”,我很怀疑是猫科豹猫属的“豹猫”,或者猫科猫属的“亚洲野猫”,而不是猫科猫属的“家猫”。
 
目前比较通行的說法是,世界上所有的家猫,全部来自非洲野猫,並且在大约10000年前由埃及人驯化,之后才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但持不同的意见的人可能还有不少,本文无意深入辨析。)
 
而明确的中国人养猫记录,其实晚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唐代养猫者渐多,典型的猫粉直到唐末才出现(张抟),五代以后养猫之风始盛。这跟隋唐之前普遍养狗捕鼠的记载,恰恰正相吻合。
 
按理说,家猫应该就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如果是陆路则可能是走中亚,如果是海路则可能是走东南沿海。可惜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找到相关考古证据。本文重点从文献角度来讨论中国家猫的传入。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唐·李颀《古从军行》)葡萄于汉武帝时期由张骞自西域带回的事,史有明文,人所共知。然而国人对猫的传入,就没有这样明确了。只有一些传说,隐约能够透露点点信息。
 
这就是很多朋友听说过的:猫是唐僧取经时从西方带回来的(可以简称“唐僧取猫”)。
 
但我们今天分析“唐僧取猫”之前,先说一下另外一个相关传说:五鼠闹东京。
 
由于受到清代中晚期公案侠义小说《三侠五义》的深刻影响,提到“五鼠闹东京”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侠义版的故事。
 
《三侠五义》插画
 
《三侠五义》里,“五鼠闹东京”是非常重要的节目。其中五鼠分别是,大爷钻天鼠卢方,二爷彻地鼠韩彰,三爷穿山鼠徐庆,四爷翻江鼠蒋平,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故事讲的是,北宋仁宗时期,南侠展昭得皇封绰号“御猫”,五鼠弟兄主要是锦毛鼠白玉堂觉得被冲撞,所以奔往东京汴梁“斗御猫”,因此引发一系列的矛盾。
 
其中情节颇为复杂。我们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一,锦毛鼠在去往东京的路上结交了文生公子严查散,并且后来为严查散的官司打抱不平。二,闹东京故事彻底结束时,单走脱一个老二彻地鼠韩彰。
 
这个侠义版五鼠闹东京,其实改编自神怪版五鼠闹东京。
 
神怪版五鼠故事,明清以来流传也是甚广,像明代安遇时《包公案》四十八回“何岳丈具状告异事 玉面猫捉怪救君臣”,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九十五回“五鼠精光前迎接 五个字度化五精”等等,皆有其说。英国博物院藏书林刊本《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与周绍良旧藏明刻本《新刊宋朝故事五鼠大闹东京记》等书,则专记其事。
 
这些故事里,闹东京的五鼠,都是老鼠精,猫当然也是神猫而非人。
 
其故事版本多达几十种,此处仅以书林本为例,述其大概:西天佛祖雷音寺处,五只鼠精思凡,来到人间为祸。先是五鼠化为赶考举子施俊,淫乱其妻(这个情节在侠义版中被改成锦毛鼠救护严查散)。施家告到丞相府,四鼠又化为丞相。惊动天子,三鼠又化为宋仁宗。惊动太后,二鼠又化为太后。包公来,一鼠又化为包公。东京大乱,无人能管。包公于是服毒升天,求见玉帝。玉帝派手下查到这是来自西方的五鼠精作怪,只有雷音寺宝盖笼中的“玉面金猫”可以降服,玉帝遂派人前往西天。结果佛祖耍滑头,借出“金睛狮子”充数。无奈包公只好亲自动身前往西天,请来真正的玉面金猫。玉面金猫来到东京,咬死四只鼠精,单走了第五只(侠义版中最后走脱彻地鼠)。这五鼠跑到南天门,被天兵天将拿住,结果玉帝一时心软饶了它性命,但减去其神通,发往人家受苦。所以人间多了一种大老鼠。
 
虽然这个传说只解释了“大家鼠”(区别于“小家鼠”)的来历,没有明确解释猫是怎么来的。但民间故事的流变中,很自然地就把这个故事当成了猫的来历传说。故事的最后,便添了个尾巴:鼠患仍未灭尽,所以玉面金猫继续留在东方为民除害。有的版本中还有一个设定说的是,本来包公答应把猫请回西天,结果因鼠患未尽包公食言,所以猫常常以打呼噜的方式骂包公。
 
很可能是因为故事性强,所以“包公请猫”这个故事在民间的传播度,其实远高于“唐僧取猫”。
 
“唐僧取猫”的传说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猫是唐僧取经时从西方天竺国带过来看护经卷的。”
 
这个说法,清·黄汉在《猫苑》里说出自宋·罗愿的《尔雅翼》,最近马伯庸又在网上说其出自明·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其实都不对。
 
这个传说的明确说法,出自于《玉屑》,也就是明·杨淙《群书考索古今事文玉屑》。四库馆臣说:“扬淙不知何许人。是书《明史·艺文志》著录。然二十六类之中,荒唐俚谬,罄竹难书。明人著述之陋,殆无出其右矣。”可知这个书通俗趣味比较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摊书《万事不求人》以及网上的某某百科。
 
《玉屑》卷二十四“释氏养猫”条原文说的是:“猫非中国之种,出于西方天竺国,不受中国之气所生,鼻头常冷,惟夏至一日暖,忽然不食其囱。猫死,不埋在土,挂于树上。释氏因鼠咬侵坏佛经,唐三藏往西方取经,带归养之,乃遗种也。”
 
“鼻头常冷,惟夏至一日暖”这句话今可知最早见于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但《酉阳杂俎》里没有后面“非中国之种”这些话。“不受中国之气所生”,大意是说猫的体质不太适应中国的气候,这是对猫身体特点的解释。“忽然不食其囱”大概是说夏至这天忽然不自舔鼻头,这句话也不见于前人。“猫死,不埋在土,挂于树上”跟本文关系不大,所以不细说了。最后半句“乃遗种也”前面应该省略了“如今之猫”等文字,说的是现在中国的猫都是唐僧从西方带回来的猫的后代。
 
猫书《衔蝉小录》引《西方经》也有类似的说法,但《西方经》不知何书,可能只是作者记不清出处而编造的书名。
 
但这个说法的起源,真的还不能说是《玉屑》。
 
古代流行一种“纳猫契”,就是一种收养猫的“公文”“符咒”。其文字部分的开头说:“一只猫儿是黑斑,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长养,护持经卷在民间。”
 
文中的“黑斑”,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改成“花斑”等文字,这不是重点。但是后面这几句就是不动的了。“本在西方诸佛前”等等,说的是猫的来头大,养在家里大有用处,是一种民众的自我安慰。
 
问题是,这段文字早在元代的《三订历法玉堂通书捷览》中就已经出现。说明一则早在后来通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所谓的“吴承恩《西游记》”)出现之前,“唐僧取猫”的说法就已经出现了。二则,“唐僧取猫”传说的出现,实早于“包公请猫”。
 
“唐僧取猫”“包公请猫”的传说,在民间是传得不亦乐乎。但在雅文化里,其实大家关注并不是特别多。所见仅此五条:
 
明·郑璋《白猫》诗:“玉狸海外来千里,月兔天边堕五更。”清·毛宗岗《猫弹鼠文》“尔猫,名虽不列地支,种实传来天竺。”吴锡鳞《雪狮儿·咏猫》:“问西来意,莲花世界,同看经藏。”何梦瑶《南浦·猫词》:“莫更触璃屏,西来久,往事不堪重数。”姚燮《猫六十韵》:“种类来天竺,谁云乞未须。”
 
前文所谓“中国人明确的养猫记录,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的”,指的是顾野王《玉篇》中说的:“猫,似虎而小,人家畜养令捕鼠。”简洁有力,表明当时普通人家已经畜猫捕鼠的史实。
 
但顾野王《玉篇》原书已经散佚,今天所见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中的《玉篇》中,其实都没有上面那句话。“猫,似虎而小,人家畜养令捕鼠”之语,其实出自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完成于元和五年即810年)引顾野王说。
 
《一切经音义》引此文不只一次,分别见于其卷一一、卷二四、卷三一、卷三二、卷六八、卷七二等,共计六次。可见一则这段文字十分可能就是《玉篇》中原文,二则唐代养猫捕鼠的民俗已经形成气候。
 
《一切经音义》的“经”即佛经,其书专门解读佛经。虽然上面提到的六处原佛经都与家猫无关,但早期佛教文献中确实存在一些与家猫有关的内容,而其相关性却表现在对养猫行为的禁止上。
 
从姚秦时期(384-417)鸠摩罗什(344-413)翻译的《佛说梵网经》卷下,到北凉(397-439)昙无谶(385-433)翻译的《优婆塞戒经》之《受戒品第十四》,再到刘宋时期(420-479)慧严(363-443)整理的《大般涅槃经》卷第七《邪正品第九》和卷第十一《圣行品第十九》,等早期佛教译著中,都明确说到了佛门弟子不准畜猫(等家畜)的律条。后世佛徒甚至将猫叫做“地行罗刹”,比之为鬼(清·书玉《沙门律仪要略述义》)。
 
我们知道,不同等级的佛家徒需要遵守的戒律是不同的,等级越高戒律越多。“优婆塞”即“善男”,也就是在家(非出家)修行的佛教徒。“沙门”则是佛教徒的泛称。也就是说,不畜猫是连最低层次的佛教徒都要遵守的基本戒律。
 
这些佛经中明确说到禁止畜猫的情况,恰恰说明很可能早期西方印度等地的佛教徒面对的,正是一个普遍畜猫的环境。
 
而事实上,面对老鼠咬坏珍贵的佛经等物,使得佛门对于养猫的戒律似乎并不怎么严格执行。僧人畜猫等家畜的记载,历史上并不罕见,后世僧人甚至有“猫有五德”的玩笑。“萧寺驮经马,元从竺国来。(李贺《马诗·其十九》)”白马寺的建立为中国佛教之始,即不讳言白马驮经。
 
僧人面对家猫的矛盾态度,使得其经典虽明令禁止畜猫,但家猫仍然有可能跟随佛教一起传播出来。
 
而传说中无论“包公取猫”还是“唐僧取猫”,也都与佛教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或许是巧合,或许表明了人们对家猫传入史实的依稀记忆。
 
顾野王《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543年),虽然猫在当时有了一定的覆盖度,但养猫似乎也并不是太通行。隋朝皇宫中有“猫鬼”事件中的猫究竟是家猫还是野猫,便很难说清。直到武则天时期(649-705),才有了武后将猫与鹦鹉共养,又曾因萧淑妃的诅咒而禁止宫中养猫,这两条明确的养猫记录。
 
而唐僧取经的真实时间(629-645),正处于在“《玉篇》成书”与“武后养猫”这两段历史之中。
 
总之,从家猫传入中国的最可能途径,与家猫传入中国的大概时间这两方面来看,至少可以说,相对于“包公请猫”,与“《诗经》时代就有家猫”而言,“唐僧取猫”要更加接近事实。
 
参考文献:
 
【清】黄汉 王初桐:《猫苑 猫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6
 
【清】孙荪意 著,陆蓓容 注:《衔蝉小录——清代少女撸猫手记》,中信出版集团,2019-6
 
[英]艾比盖尔·塔克 著,黄竹沁 译:《家猫如何驯化人类并统治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8-4
 
刘朝飞:《狗拿耗子的历史》《大唐长安的狸猫魅影》,收录于《志怪于常——山海经博物漫笔》,浙江古籍出版社,即出。
 
祝秀丽 蔡世青:《“五鼠闹东京”传说的类型与意义》,民俗研究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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