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煒權

　　自2月起，新冠肺炎開始在日本肆虐。當疫情開始蔓延之時，日本當局應對遲緩，引來國內外的猛烈批評。不僅如此，日本政府在相關的政策上也令人失望，更引發尤其是打工仔的不滿和擔憂。

　　檢疫措施不到位

　　所謂打工仔的不滿和擔憂是什麼呢?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打工仔不滿政府自疫情來犯後，沒有任何具體的措施去避免疫情擴大。日本跟鄰國韓國在對抗疫情上都慢幾拍，但後續對應方面，韓國似乎略勝一籌，起碼在全國設置了470多個檢查站，讓懷疑自己染病的國民前往檢疫，而且確保每天檢查數不少於7000人。相反，日本現在情況既不比韓國輕，但當局宣布全力遏止的同時，每天有效檢查數卻不足100人。更有甚者，負責的厚生勞動省一方面說各地方數字沒有全部即時報上來，一方面地方政府卻強調已經天天上報，似有隱瞞之嫌。而且，不少日本國民發現他們無法找到合適的保健所進行檢查，淪為「人球」，幾經折騰才找到能夠檢查的機關，顯示厚勞省的信息混亂不堪。

　　疫情擴大也影響到打工仔日常的工作，特別是他們日常以公共交通工具上班，在過程中極有可能染病，而當局目前只是勸喻染病的人在家自行隔離，而沒有更多的措施。

　　更讓人不滿和擔憂的是，日本政府呼籲國民有病便居家休養，反而為他們帶來巨大的壓力和矛盾。對不少日本人來說，這是一種「堅離地」的措施。首先，在日本的職場文化裏，一般打工仔受制於團隊壓力，平時按時下班已備受壓力，怕被上司評為不努力，何況在這非常時候請假?就連日本的國會議員最近也同樣因為這種壓力，不敢私自帶頭佩戴口罩。

　　「在家工作」難以實行

　　另外，隨着疫情威脅加劇，一些學者和時評員提倡企業應該藉此機會，推動「在家工作」和彈性工時，改革日本一直以來被批評為僵化、低效的工作文化。然而，除了部分IT、廣告業相關的大型企業可以迅速調整外，大部分企業都認為需要時間改動，甚至認為不太可行。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日本企業普遍仍然強調「面對面」文化，由決議、文書審核都需要負責人蓋印確定，也就是需要面談商議和報告。

　　此外，不少重與客戶溝通的行業如零售、快遞行業仍然認為面見客戶才能表示最大的誠意和優質的服務態度，也不可能像中國那樣，政府強制下便輕易停業。

　　另一方面，隨日本企業為了節省開支，和減少負擔員工保險和各種福利，大量僱用短期合約員工和兼職員工成為大趨勢。這些短期合約員工(最長約5年)大多沒有獲得正規員工的福利，而且他們的合約大多受到很多限制，可謂「手停口停」的狀態，與兼職工情況類近。這些無法獲得足夠保障的打工仔平時即使生病也不敢輕易請假，現在疫情肆虐也是如此。

　　除了企業文化和僱用形態的問題外，人事部門也擔心在家工作模式對評核員工績效和工作表現帶來不便和容易造成不公平。因此，雖然目前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意外地推動日本企業試行在家辦公、彈性工作模式，而且獲得不少支持的呼聲，但是以上所見，實際上的問題仍然很多。

　　停課是「離地」的關懷

　　除了工作環境受壓，打工仔在生活上也同樣面對巨大壓力，需要養育兒女的打工仔更是首當其衝。最近，北海道等地方政府考慮轄下的各級學校停課，以免交叉感染。然而，學生不上課的措施對於雙親均要工作的家庭而言，卻是一個猶如噩夢的壞點子。

　　這不是因為日本父母不想照顧孩子，而是日本由於長期缺乏公立託兒所，讓打工仔安心工作，私人託兒所又收費高昂，一般藍領較難負擔，另外不少打工仔離鄉別井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父母也難以代為照顧孫兒。至於獨留年幼孩子在家，既是危險，也有可能被指控虐兒，可說是左右為難。因此，停課的措施原意雖好，但結果也是另一種「離地」的關懷。

　　以上所見，日本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在應對上不僅後知後覺，在相關的社會民生措施上，也仍然欠缺具彈性且顧及實情的考慮。因此，目前日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感到失望的聲音不絕於耳，大大影響到執政自民黨的形象，同時也使各反對黨藉此機會窮追猛打，而在實際的改善措施上，卻同樣鮮有建樹。究竟日本當局能否及時警覺，推出補救措施挽回民望，值得我們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