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研社成員  吳桐山

　　新冠病毒疫情全球爆發，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超出所有人的預期。吳桐山在疫情早期一直反對封關，現在回頭看來，是低估了疫情的影響。在現在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自我隔離的情況下，你不封關也沒意義，還不如做得徹底一點盡可能降低風險，這是當前大家普遍的想法。

　　疫情趕絕跨境工作

　　疫情總會過去，但這次疫情最大的影響，恐怕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全球大範圍的落閘封關措施，這是世上所有人從來沒想過的。股神巴菲特所言自己89年從未見過，所指的也是這一種全球經貿經脈盡斷的狀況。我認為，疫情可能是一時的，但這次全球落閘對人員流動帶來的影響，恐怕會是深遠的。

　　我認識的圈子內，有人發起一個「一人一信懇請撤銷對中國內地入境14天隔離政策」的行動，參與者主要是「30萬居住深圳香港人」，這無疑是這一次落閘行動受影響最深的一群。我們不能忘記，就在幾個月前的去年，我們還在推動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港深同城化。事實上，過去多年，早有數以十萬的香港人在深圳居住，很多是跨境家庭，或者夫妻兩人分別在兩地工作。我們在全面落閘的同時，有沒有考慮對這些跨境家庭帶來的毀滅性影響呢？難道兩夫妻以後長期分居兩地？或者某一方要放棄工作？我沒有答案。其實幾年前，我也是一個跨境工作者，還自豪地說自己「既是香港人，也是深圳人」，但現在是要趕絕跨境工作的意思。

　　這是人類第一次用大範圍落閘的方式來對抗病毒傳播，這無疑對降低傳播速度是有效的，但長遠而言，我們不得不檢討這種做法。我認為，應該用防疫標準和科學監察來應對下一次的疫情。

　　應統一防疫標準

　　何謂防疫標準？其實現在新冠病毒已經遍布大部分國家。試想一下，我在香港每天上班要坐一個小時巴士，回深圳也是要坐一個小時巴士，巴士上的人數差不多，跨境往來一次，風險會提高很多嗎？不見得。之所以要落閘封關，一是行政責任和管理上的方便，我管轄的地方我負責，過去就不是我的責任了；二是因為各地防疫做法不一樣，互不信任。第二點很重要，如果香港和深圳兩個地方社區感染的概率相當，兩個地方也採取同樣的防疫標準，就完全可以達成一個共識--我們互不落閘，反正我們信任對方的防疫措施。這就像會計上的統一入帳標準，只有大家統一標準了，我相信你的帳目，你也相信我的帳目，大家才能往來。

　　現在的問題是，防疫成了各地政府的第一要務，甚至唯一考慮的事情，但各地的防疫做法不一樣，沒有統一準則，那就只能互不往來。因此，我早前就撰文，建議中國應該藉此機會，牽頭建立一套國際防疫準則，由一個國際組織來協調各地政府，以標準化的手段來防疫。這樣一來，下次疫情也許可以減少一部分的落閘措施。

　　應進行科學監察

　　何謂科學監察？哪怕有了統一的防疫標準，不可否認，減少人員流動肯定是有利於防疫的。但這要有一個度，否則你乾脆落閘到港九新界都不能往來，豈不是更安全？關鍵是人員流動越頻繁，代表傳播病毒的機會越大。有什麼辦法可以不落閘封關，又能調節人員流動呢？辦法是用移動互聯網技術實施科學監察，取代簡單粗暴的落閘封關。

　　舉例說，我以前每月兩次周末回廣東探望一個至親，行程很簡單，就是坐公共交通工具由香港去廣東親戚的家裏。現在我不能去了（去了回來要檢疫14天代價太大），可能改為在香港約一個朋友出來爬山，我接觸到的人數，大體沒有改變，但我的行動自由卻因為簡單的封關措施被限制了。能不能我申報過關目的只是探親，我可以授權政府用人工智能監察我的活動軌，或者政府用智能手環監察我，確保我的活動軌僅限於去親戚家中，沒有接觸過多的人，這樣我回來就可以不用檢疫呢？說到底，封關、檢疫，只是為了控制人員接觸，但如果通過新技術能夠有效將人員接觸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就沒必要用封關這種一刀切的手段。說到底，不跨境不一定代表接觸風險低，跨境不一定代表接觸風險高，封關，那是因為管理上的方便而已，這完全可以通過技術進步來完善手段。

　　隨着新冠病毒的防疫工作進入持久戰階段，政府必須考慮，那30萬跨境家庭的生活怎麼辦？有沒有比較人性化的手段平衡防疫和人員往來？跨境工作和探親是否應該豁免檢疫？如果人類不汲取這次疫情的教訓，做好防疫標準和科學監察，那可以肯定這次疫情對全球人員流動的影響不會是一時的。就像我這種有子女的人，可能都不再有信心把子女送去遠離自己的地方學習和工作，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什麼時候會落閘。這是對全球人員流動自由的信任危機，影響可以極其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