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20日，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宣布无法如期举办，至于最终是推迟还是取消仍未可知。70多年来，戛纳电影节曾3度停办。其中，1948年和1950年因财政困难停办，1968年则是受“五月风暴”影响，被迫中断。
一般认为，中国电影最早与戛纳电影节有交集是在50年代中期。1955年，第八届戛纳电影节组委会为中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组织了特别放映。而1956年，应戛纳电影节邀请，著名导演蔡楚生带队的电影代表团前往法国交流。
其实，中国电影与戛纳电影节的故事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最迟至1949年初，戛纳电影节便邀请中国电影参展，而且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接受了邀请，并选定了参展影片。有趣的是，1949年第三届的戛纳电影节正是夹在1948年和1950年两个停办年度之间。在这个电影节再度停办的历史巧合点，本文试对当年这段中国电影与戛纳电影节的往事稍作钩沉。
未完成的电影节之旅
初创阶段的戛纳电影节，并不像今日这般声名显赫。无论是参展的国家范围，还是影片的品质都还有提升的空间。据曾参观过前两届电影节的国民党政府驻法使馆工作人员表示，电影节的影片“其中佳构固属不少，但大多均属平凡普通之出品”。可见今日电影界的盛世，也曾有过筚路蓝缕的往事。
1949年初，戛纳电影节(旧译为法国国际电影演赛会)筹备会发函国民党政府驻法使馆，邀请中国参加当年9月举行的电影节。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从驻法使馆得到消息后，随即行文内政部，函请其在国产影片中选择若干适当影片送展电影节。
外交部的公文是4月2日发出的。许是内政部公文流转效率低下;又或是彼时战事吃紧，内政部事务繁多，无暇顾此;抑或是在等待法国方面正式请柬寄到。总之，外交部的公文发出数月间，内政部并无动静。直到7月8日，内政部部长李汉魂才签发训令，令内政部电影检查处马上开具详尽意见，并要求电检处广州办事人员速速联络警政司，落实影片遴选工作。而此时，距离外交部来文已有三月有余。
部长训令一出，底下人自然得加速完成任务。7月11日，警政司司长郑泽光亲自主持专题会议，会同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社会局等单位商议遴选参展影片事宜。会上，一则明确了以艺术价值、民族特质、摄影技术、国语片为选片的四条标准;二则指定《国魂》《一江春水向东流》《假凤虚凰》三部影片参加预选;三则决定其余预选影片由各家电影公司自由申请。
随后，内政部便公告发布《国产影片参加国际电影演赛申请选定办法》，向各大电影公司征集影片，称“凡技术精良，富有艺术价值，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特色之国语影片，均得申请预选。”征集时间从7月13日-21日，为期9天。
《国产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演赛申请选定办法》
这些社会征集而来的影片，在经过内政部核准参与预选后，还需要在广州进行一轮播映，供审查人员进行审评打分。审查人员则分为专门人员和机关代表两种，由内政部警政司、广东省教育局、广州市教育局以及广州市社会局等单位出具人员名单。
最终结果于8月3日尘埃落定。经过审评，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国魂》一片以总分811分的最高分被选定为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送展影片。8月6日，内政部行文外交部，述明选片经过及选定影片，并函请外交部办理后续送展事宜。同日，内政部也批复永华影业公司，令其速与内政部电影检查处和外交部对接送展事宜。至此，为期一月的影片遴选便画下句号。
永华影业公司总经理、创始人李祖永
但我们查阅当年戛纳电影节的参展影片，却并未找到《国魂》的踪影。到底送展的过程中出了什么事情，目前暂无史料可查，只能成为一宗悬案。不过以后见之明观之，彼时国民党政府忙于战事，自顾不暇。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影片最终未能成功送展，倒也是不难理解。
在这里，稍微插几句闲话。1955年在戛纳电影节特别放映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导演桑弧正是《假凤虚凰》的编剧。而1956年带队访问戛纳的蔡楚生则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当年两部落选影片的主创，以不同的方式成为中国电影与戛纳电影节往来的先驱。反观《国魂》一片，则彻底无缘戛纳舞台。历史车轮的兜兜转转，也是有趣之极。
选片背后的意识形态
尽管最终参展并不成功，但从持续月余的影片征集、审评来看，彼时国民党政府也算重视。而作为官方选定的代表，《国魂》一片到底有何过人之处，这背后又蕴含了何种意义?颇值得爬梳一番。
电影《国魂》改编自吴祖光在抗战时创作的话剧《正气歌》，讲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击北方元军的历史故事。影片由民国时期著名导演卜万苍执导，汇聚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刘琼、袁美云等近40位明星出演，于1948年9月、10月分别在香港、上海上映。
作为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创立后拍摄的首部影片，《国魂》在酝酿之时便被定位为“场面宏伟的豪华巨片”。据编剧吴祖光回忆，当时永华影业之所以选中他的《正气歌》为底本，正是由于这个剧本场景多、人物多，可以让他们选用尽可能多的明星演员。除了“明星大会串”，《国魂》在制作上也不吝投入。据朱剑、汪朝光等学者研究，该片在摄制时使用了当时国内并不多见的高光度水银灯、自动印片机，还有花17万港元购买了可以进行内外景合成的背景放映机。据说当时国内仅此一台，日本也仅有两台。
场面恢弘、制作精良，又是民族主义题材，看似这一切都与国民党政府在遴选影片时所提出来的标准颇为吻合。但个中玄机不仅于此。
《国魂》在上映后，市场表现不俗。在香港的首映礼，明星汇聚、中外名流云集，场面十分热闹。在上海上映时，也是连场客满。但在报章舆论中，却是另一番光景。人物扁平，流于表面;布局松散，详略失当;导演手法呆板，镜头运用少变化;对话拘泥书面，动作有如“做戏”……时论的批评不一而足。除此之外，彼时知识青年更是对影片中所宣扬的封建主义忠君思想多有指摘。有趣的是，当原作《正气歌》以相似主题在抗战时期演出时，舆论多赞许其民族主义精神。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正如时人在《哀<国魂>》一文中指出的：“在抗战已告结束，时代已向前跨上一步的社会所要求的主题已转了方向的今日，仍抱着过时货搬上银幕并妄称之为‘国魂’。这是意识上莫大的错误。”
更值得玩味的是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对于抗战时期的《正气歌》，国民党政府是屡作删检。而《国魂》上映后，国民党电影检察机关则誉为三十年来未有之佳片。究其原因，同样是时局变化。影片中宋元格局成为当时国共战场的隐喻，而文天祥抗北的场景以及忠君精神恰好适应了国民党政府维护统治的需求。据上海《益世报》记载，蒋介石在看完影片后，极为赞许，“饬属加印拷贝30份，运至前线各地，以发挥先贤卫国精神，而振士气。”于是乎，尽管电影《国魂》并无影射政治之心，但还是沦为了国民党政府政治宣教的工具。
看到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之后，《国魂》被最终选定为戛纳电影节的送展影片便不难理解了。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而言，选片送展国际电影节大多抱有政治宣教之心。以同时期新西兰坎特伯利省各国电影展览的邀约为例，当时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的回复称：国内符合16厘米制式的影片“其内容亦皆劣低，不足用以宣扬我国文化”，故而建议外交部与教育部会商，教育部所办的中国教育制片厂的影片中选片，既符合制式，又有教育意义。
其实，选片送展国际电影节，素来是国家输出形象的问题，所考量的不仅是艺术层面，更是政治层面。彼时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选中《国魂》，也正是看重该片被赋予政治意涵的可能，哪怕当时对影片的艺术价值多有批评，仍旧将其作为对外文化的国家代表。而我们今日审视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也可在艺术之外再多上一重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