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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口罩的最早起源，其實並不可考。
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紀，證據來源是波斯古代的“拜火教”。古代的“拜火教”教眾相信，俗人呼出的氣息是“不潔的”，所以在祭司進行宗教儀式的時候，都要用布包住臉——從他們的古墓墓門浮雕上就可以看到這一點。
雖然這背後是宗教崇拜，但“用布隔離不潔的空氣”這個概念，可能是關于“口罩”最原始的應用。
收藏于大英博物館的古代“拜火教”祭司金像，可以看到確實有面紗遮臉，但似乎露出了鼻子
如果一定要定一個相對准確的時間點或一個人的話，那麼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紀左右。
意大利的哲學家、作家蓋烏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被認為是比較早“發明”或提倡使用“口罩”的人。
這位寫出《自然史》的學者，當初看到礦工們在作業時會吸入大量的有害粉塵，所以建議他們使用一種特殊材質制成的“口罩”，罩住口鼻。
而這種材質，其實就是動物的膀胱。
從普利尼當時所處的時代來看，他推薦使用的應該無非就是豬、牛或羊的膀胱，且是干制的。
膀胱是儲存尿液的器官，密封性自然不用擔心，且形狀適中，一個膀胱一裁兩半可以至少做兩個乃至更多的“口罩”。倒是可能因為過于密不透風，所以普林尼提倡的是“用松散的動物膀胱”。
那麼這種“膀氏口罩”的普及程度如何呢?現在不得而知，但估計應用得並不是很廣泛。
一個很重要的證據，是普林尼的去世原因。
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作為一名對自然有研究的學者，55歲的普林尼立刻乘船前往火山附近調查，但因為吸入了火山噴出的含硫氣體，中毒身亡。
那個時候，他應該沒有戴自己發明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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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在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更容易找到一類物品相對早的使用記載。
有人曾搬出中國《禮記·曲禮》上的記載：
“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負劍”在這里不是說“背着寶劍”，而是說抱小孩，而“辟咡”按漢代經學大家鄭玄的解釋，就是“交談時側着頭”。
在《孟子·離婁》也有說：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不過這兩則記載，最多只能說明當時的中國人有意識到從人的口腔中會有不潔的東西“噴”出(可能主要是以氣味為主的口氣)，並沒有提到過要用“口罩”來防禦。
真正的文字記載，恐怕還要追溯到13世紀初，記錄者則是那個大名鼎鼎的馬可·波羅。
按照馬可·波羅在自己的那本游記中的記載：
“在元朝宮殿里，獻食的人，皆用絹布蒙口鼻，俾其氣息，不觸飲食之物。”
有意識地用布蒙住口鼻，目的是不接觸飲食之物，這種非宗教心理而是出于實際考慮的目的，應該說是具備了現代“口罩”最原始的雛形。
到了14世紀中期，歐洲爆發了“黑死病”，上千萬的人在短時間內死去。盡管那時候的人類對“鼠疫”的病理並沒有認知，但已經模糊有了“空氣會傳染疾病”的概念。在醫生接觸病人或相關人員搬運和焚燒屍體的時候，他們會带上一種“鳥嘴”的面具——這應該是人類將“口罩”投入醫療使用的一個早期案例了。
當時的人會在“鳥嘴”的中空部位塞入龍涎香、蜜蜂花、留蘭香葉、樟腦、丁香、鴉片酊、沒藥、玫瑰花瓣以及蘇合香等芳香物質，除了除臭，也有潔淨空氣的目的。另一方面，將面具設計為鳥嘴，也有一定的宗教含義——當時人們認為得黑死病死亡的人是被惡魔附體了。
不過，以此來判斷“口罩”是源于中國還是源于西方，可能並沒有什麼爭論的必要，這完全取決于你從哪個角度去看。而且，這些畢竟都不是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口罩。
那麼，現代意義上的“口罩”究竟是怎樣才會出現的呢?
道理只有一個：只有認識到了矛的鋒利，才會追求盾的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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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矛”，就是細菌。
19世紀的60年代，堪稱人類“近代微生物學奠基人”的法國微生物學家路易斯·巴斯德，用著名的“鵝頸燒瓶試驗”證明了一點：
細菌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由原來已存在的細菌產生的。
換句話說，細菌是通過生物和生物之間傳播的，而空氣中的細菌傳播是完全可能的。
路易斯·巴斯德。那句著名的話：“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就是他說的。
巴斯德不是最早發現細菌存在的人，但他是用高超的試驗技巧證明微生物和細菌存在和傳播的人。
而他的這一發現，其實也戳中了當時西方一些外科醫生總有挫敗感的痛處：
當時醫生們已經有了“無菌”的概念，在動手術時會用石碳酸消毒過的手術器械，醫生在做手術時會穿手術衣，戴手術帽以及橡膠手套。
但是，很多看似手術成功的病人，在之後幾天還是會死于感染。
這是為什麼呢?
西方早期的手術其實連消毒措施都沒有，還有眾人圍觀
1897年，德國微生物學家卡伊·弗洛格(Cail Flugge )和他的學生用一個實驗給出了答案：
他們發現，一個人如果在離培養皿45厘米到60厘米之外的地方高聲說話，或者在2米之外的地方咳嗽，或者在6米之外的地方打噴嚏，培養皿里的細菌都有所生長。
沒錯，醫生們給自己的頭、軀干、手和手術器械都做了無菌保護，但這其中唯獨沒有對口鼻采取措施——他們在手術中的呼吸和交談，讓細菌和微生物通過飛沫傳播，進入到了患者的傷口，進而引發了感染。
由此，德國醫生米庫利奇隨即提出：在為病人施行手術的過程中，醫生應該將自己的口腔和鼻腔用一層紗布遮住，以避免飛沫傳播。
“米庫利奇氏口罩”(Mikulicz′s mask)隨即誕生，這可以說是具有現代意義標准的第一款醫用口罩。
不過，當時的口罩，只是簡單的紗布纏繞，並沒有考慮舒適性和透氣性，以至于不少醫護人員表示自己體會到了“木乃伊”的感受。于是，在1899年，英國有一位外科醫生在這基礎上做了改進——他將紗布剪了長方形。關鍵是，他在紗布之間架起了一個框型的細鐵絲支架，讓紗布口罩根據人的面部結構進行了適應和貼合，一下子提高了舒適度。
隨後又有一位法國醫生進一步進行了改造：他采用了六層紗布，並用一個環形的带子，連接紗布後掛在耳朵或後腦勺上。
現代意義上的口罩，終于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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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矛盾”的原理，“盾”要能夠普及，得“矛”造成的殺傷夠驚人才行。
現代意義上的口罩雖然已經定型，但要真正的普及，還是要人類經歷幾場大的災難後才能幡然醒悟。
第一場推動口罩普及的災難，自然就是1918年的大流感。(參見 延伸閱讀 (一))
在這場殺死數千萬人類的流行感冒肆虐期間，驚慌失措的人類第一次認識到，其實只要采取一種最廉價的措施，就能大大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
那就是戴口罩。
這也是口罩的抵禦傳染作用第一次被如此之多的人認識到。
大流感期間，美國一個家庭带着口罩合影，連家中的貓都戴上了
1950年代的英國倫敦“煙霧事件”，是讓英國人了解口罩另一大功效的契機——防止吸入粉塵和霧霾。在那段短短的時間里，英國有超過12000人死亡，這個驚人的數字讓出門佩戴口罩成了英國人的一個習慣。
這里還有必要提一下中國。
近代的中國人出于傳統觀念和對現代化醫療的認識程度，原先也是沒有任何關于“戴口罩”的觀念的。
說到這件事，肯定不能不提1910年爆發在東北的那場鼠疫，以及扭轉乾坤的伍連德博士(參見延伸閱讀(二))。
在搞清楚了鼠疫的類型和傳播渠道之後，伍連德和他的助手們大力提倡每個人都要戴口罩。為了能讓更多的人戴上方便廉價的口罩，伍連德發明了一種簡易口罩：
口罩用兩層紗布疊加，內置一塊吸水藥棉，雙耳戴上1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也沒有不適感。這種口罩簡單易戴，價格低廉，當時每個只需二分半。伍連德調動了大量人力物力，確保口罩源源不斷地供應給市民，並且很快被民眾接受。
也有觀點認為，1910年的“伍式口罩”是世界上第一次普及防疫用口罩
當然，另一次讓中國人在全國范圍內普及口罩概念的，是2003年的SARS肆虐之時。
sars期間，中國人第一次體會到了“一罩難求”，但也大范圍普及了戴口罩的習慣
雖然人類在幾次災難面前都不約而同地戴上了口罩，但時至今日，世界各國對“口罩”的認知依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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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東方和西方，對“口罩”的認知相差就很大。
3月9日，據德國《焦點》周刊報道，德國一名機場免稅店的員工將雇主告上法庭，理由是：雇主禁止員工們在工作中戴口罩，因為擔心會因此带來緊張和恐慌，導致吓跑顧客。
無獨有偶，在意大利疫情初起時，一名議員带着口罩進入議會，結果被不少人嘲諷譏笑，而瑞士的一名女議員干脆因為戴口罩被驅逐出議會，理由是“擾亂社會秩序”。
是西方人傻嗎?倒也不能簡單就下這個結論。
這首先和西方人長期以來的觀念有關：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
自1918年大流感以來，歐洲基本上沒有再發生過大的瘟疫，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有一種“健康自信”，而“戴口罩”被視為一種“示弱”表現：向周圍的人宣布自己有病，或者自己體弱，容易感染疾病。
其次，大家都按規定都戴上口罩，很容易讓人有一種“迫于權威而集體遵從”的感覺，這有悖于一些歐美人對于自由和個人主義的信仰的理解。
第三，相關法規規定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法國在2010年頒布了《禁蒙面法》，規定在公共場合不能使用任何材料遮蓋面部。荷蘭在2018年通過了“禁蒙面法”，而德國早在1985年就通過了相關法令。
那麼在東方世界呢?
以日本為例。日本可能是東方世界里口罩接受程度最高的國家。這也和日本的國民性有一定關系。
一方面，很多日本人從小被教育的一大觀念就是：“盡量不要給別人添麻煩”。所以很多人一有感冒症狀就會戴上口罩——不是為了防止被別人傳染，而是為了不要去傳染別人。如果你有感冒等症狀，戴上口罩是一種尊重別人的有教養行為，不戴反而會被視為是失禮的。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給您添麻煩了”這種觀念的形成，讓很多日本人有了社交壓力乃至社交恐懼(這也是“宅文化”起源于日本的一個原因——“我索性就別出門了”)，而戴上口罩，在某種程度上宛若披上了一層“盔甲”，別人也不能輕易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能起到一種“社交阻斷”的作用。
第三，作為一個動漫大國，口罩在日本也被賦予了更多的形象，甚至成為了一種流行文化現象。而偶像和藝人在公眾場合出行，口罩似乎也成了一種標配。在這種場景下，口罩除了“盔甲”作用外，其實蘊藏了一種“顯示特別或地位”的微妙心理，這種現象在中國和韓國也很普遍。
總體來說，東方世界，尤其是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文化圈，戴口罩並不會被賦予更多含義的解讀，往往就是就事論事：防止感冒傳染，防止花粉過敏，防止被人認出……
也正是因此，總體而言，在這一次的新冠疫情中，拋開一些特定事件(比如日本的公主號游輪以及為了奧運會所作出的一些姿態和行為，韓國的宗教聚集傳染)，東亞幾個國家對疫情的防控總體上要比歐美做的要好。
這里面自然有很多因素，但戴口罩的習慣，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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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口罩已經經歷了好幾代的發展。
從口罩的材質和過濾材料來看，從最早的棉布，到紗布，到靜電棉，到熔噴布，不斷在進化。
熔噴布全名為“熔噴法非織造布”，是一種超細靜電纖維布，能夠有效利用靜電吸附病毒粉塵、飛沫，所以也是制造口罩的核心材料。
從口罩的式樣來看，最早的普通紗布口罩漸漸發展出折疊口罩和杯型口罩，防護能力也在不斷加強。
從口罩的使用目的來看，最早是醫護人員防止感染病人，後來也成了防止病人感染醫護人員的必備物品，然後又延伸出防粉塵，防霧霾等功用。
當然，口罩作為一種時尚配件，也並非沒有人嘗試過：
當然，到目前為止，口罩最大的功用，還是為了防止細菌和病毒的傳染。
如果有人在這一點上認識還不夠深刻的話，那可能只有一個原因：
他(她)覺得死亡離自己還很遠。
饅頭說
借着口罩這個話題，隨便和大家嘮兩句嗑。
最近兩個月，越來越少的使用微信，也越來越少地上社交媒體，或者在各種群里發言。
多出來的時間，我主要是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健身。因為一直宅在家，所以健身反而更規律了。整個疫情期間，居然又瘦了8斤。
第二件事是刷劇。第三件事是打游戲。
說起影視劇和游戲，關于“病毒侵襲世界並改變人類文明進程”這一題材，無論電影、電視劇還是游戲，都是一個熱門題材。
遠的不去說了，近期就重溫了《行屍走肉》的前幾季(後面爛尾太厲害)，刷了《李屍朝鮮》的兩季，玩了《生化危機2》重制版還有《最後的生還者》(The last of us)。
熟悉這些劇和游戲的知道，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小到一個國，大到整個人類文明，最終被改變和顛覆的最初觸因，都是因為病毒導致的瘟疫。
那麼，我們現在呢?是正在處于一場波及整個人類文明的大變革初期，還是純粹是杞人憂天?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是前者。
不管我們是否承認，也無論這場波及全球疫情最終如何走向，我覺得，我們的世界正在悄然發生一種可能不可逆的改變——這種改變，絕不僅僅是口罩進一步普及這麼簡單。
我一直自認是樂觀主義者，所以，我相信——或者我希望——這場改變中，積極的元素會多過消極的元素。
但是說真的，頗動搖。
但不管如何，我們這代人，是不可避免地必然會被裹挾到這場巨變的洪流中去的。
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