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八駿

　　在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聯繫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不再提「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戰略發展重要機遇期」，這是中央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外部環境做出了新的判斷。我稱之為，中國發展進入了嚴峻戰略挑戰期。從現在到本世紀中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路徑和具體部署將隨着外部環境急劇變化而調整;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一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實踐「一國兩制」，也必將相應地調整路徑和具體部署。當前香港政局，正處於如斯轉折點。

　　內外環境急劇變化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外部環境，之所以從以往近20年戰略發展重要機遇期開始進入嚴峻挑戰期，是因為自2018年美國調整其全球戰略、視中國為其主要對手之一後，今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加速中美關係急劇演變和全球格局的調整。眾所周知，基本法規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是指1997年7月1日以前由英國建立也受美國影響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今，美國加快全面遏制中國，英國配合美國指使「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發動修例風波正掀起新一波攻擊，香港將長期成為中美交鋒的陣地。「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與時俱進，亦即必須有新思維。

　　多年來，不少人一直以為，保留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亦即維護傳統既得利益群體或集團。後者包括三部分，一是某些私人企業老闆尤其大財團老闆，二是部分由港英建制過渡為特區建制的重要成員，三是英美及其他西方國家在香港的利益和影響。

　　在美國沒有視中國為其主要對手之前，大約2012年左右，以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為暴露點，人們開始意識到，香港的貧富差距惡化已形成嚴重的階級對立，維持香港既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能只重視私人企業老闆尤其大財團老闆的利益，而是需要同時顧及他們僱員的利益。

　　倫敦在與北京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精心設計香港民主發展路徑和目標，企圖以此來確保以上後兩部分既得利益群體或集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長盛不衰。此所以，從2003年七一遊行至2014年「佔中」運動，香港政治的焦點一直是關於何時和如何實現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都由普選產生。我在1997年前就把香港政制發展的矛盾，歸納為「民主之路回歸之路的分歧和對立」。中國政府要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是香港的回歸之路。但是，英國政府企圖繼續影響香港並最終奪回香港，靠的便是以西方政制即所謂「真普選」為目標的所謂「香港民主之路」。香港政制發展之所以十分曲折和艱難，根子在於所謂「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是分歧和對立的。

　　港須在中美關係中站位

　　2015年「拒中抗共」政治勢力扼殺關於普選行政長官方案後，以所謂「民主之路」來對抗回歸之路的鬥爭告終;隨之而起的，是直接訴諸「港獨」;在2018年初美國宣布中國是其主要對手之一後「港獨」變本加厲，而且與「台獨」合流。2019年，華盛頓在倫敦大力配合下，把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事件，迅速演變為政治風波，以暴亂為手段，不僅繼續逼特區政府和中央接受所謂「真普選」，而且，企圖在不改變現行政治制度的條件下，經奪取區議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多數來奪取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美英對它們在香港利益和影響的追求，已赤裸裸地變成先企圖與北京共治香港，進而完全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今天，香港政治的基本分野，不再僅以對待香港政制發展的立場為準繩，而是更須看如何在中美關係中站位。

　　這一切決定，「一國兩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嚴峻戰略挑戰期後，必須相應採取新思維開拓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