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8日發表署名為于澤遠的評論文章，對中國內地正捲土重來的地攤經濟作出觀察和評價。文章如下：

　　這些天，在中國大中城市消失了一段時間的地攤又出現了，還带熱了一個比較學術的名詞：“地攤經濟學”。

　　所謂地攤經濟就是在集貿市場或街邊擺攤賣東西，北京話叫做“練攤”。“練攤”者大多售賣生活日常用品和快餐類食品，顧客主要是收入不高的居民百姓。

　　上世紀80年代後，地攤經濟在中國各地蓬勃發展，許多現在大名鼎鼎的企業家都曾有過擺地攤的經歷。比如，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當年擺攤賣過減肥藥；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蹬着平板車賣過運動服；京東創始人劉強東賣過光盤；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在浙江義烏賣過小商品等。

　　改革開放初期，在物質匱乏、流通渠道不暢、就業困難的大背景下，地攤經濟為中國搞活市場、解決就業、推動經濟增長立過汗馬功勞。但近些年來，地攤經濟的光景大不如前，在許多大中城市還成了被限制甚至禁止的對象。

　　這主要是因為人們購買商品的渠道大大拓寬了。除了正規商場增多，電商的興起已經很大程度上壓縮了地攤經濟的空間。同時，大中城市管理者出於整治環境、提升形象的考量，開始規範和取締集貿市場，佔道擺攤的小商販更是城管驅趕的目標。

　　這幾年，有關城管與地攤攤主之間的衝突沒少吸引公眾的關注。雖然輿論對處於弱勢的流動商販抱有天然的同情，對城管的一些不文明執法行為多有譴責，但地攤經濟在大中城市逐漸沒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如今，在冠病疫情影響和中美矛盾加劇的衝擊下，中國經濟又面臨新的困境，保民生、保就業成了官方的頭等大事。地攤經濟重登大雅之堂，就連中國總理李克強也在記者會上親自為地攤經濟站台。

　　目前，中國已有近30個城市和地區出台政策支持地攤經濟。地攤經濟能否恢復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輝煌，也在中國輿論場引起熱烈討論。

　　不過，輿論有關地攤經濟的討論，很多是带有調侃性質的段子。一些身家過億的總裁也宣稱自己准備出門擺攤，用擺攤的行為藝術讓自己蹭蹭熱點，做做廣告。一些官方媒體也開始宣傳地攤經濟的好處，並羅列某些“練攤”者的成功經驗。

　　對那些真正需要通過擺攤討生活的基層百姓，官方重啟地攤經濟當然是一件好事，至少為他們增加收入提供了新門路。但是，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中國經濟和社會環境已發生巨大變化，地攤經濟可以是增加民眾就業和收入的一個渠道，但要做大做強，恐怕已時過境遷。

　　與正規商場相比，地攤經濟基本不用租金，所受監管也十分有限，這是地攤的優勢和利潤來源。但正因如此，地攤所售商品的質量、尤其是食品衛生是否合格等問題，也會讓消費者心存疑慮。畢竟，現今的消費者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消費者更為挑剔，地攤經濟很難再有當年龐大的消費群體。

　　對於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來說，地攤經濟的復蘇更加艱難。這不僅是因為很多消費者的觀念已經“升級”，也因為城市管理者不願將過去幾年整治環境的努力付之東流。

　　北京市城管執法局前天宣布，針對當前北京市個別地點出現的擺攤設點、佔道經營等違法行為，市各級城管執法部門要加強執法檢查，依法處理這類擾亂市容環境秩序的違法行為。

　　《北京日報》下屬的微信公號“長安街知事”前天也發表文章，直指“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文章說，地攤經濟是否適合一個城市，要由這個城市的定位做出判斷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堅持從自身實際出發，不能盲目跟風。

　　也就是說，北京市管理者不會讓地攤經濟在北京捲土重來，其他一些大城市也有可能會效仿北京的做法。

　　但作為一種對困難群體的帮扶手段，地攤經濟在中國廣大中小城市和農村仍有很大的生存空間。官方在放開和扶持地攤經濟的同時，也須對其進行必要的規範，不能讓地攤經營場所成為髒亂差和劣質產品的代名詞。否則，地攤經濟恐怕達不到保民生、保就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