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发表署名为于泽远的评论文章，对中国内地正捲土重来的地摊经济作出观察和评价。文章如下：

　　这些天，在中国大中城市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地摊又出现了，还带热了一个比较学术的名词：“地摊经济学”。

　　所谓地摊经济就是在集贸市场或街边摆摊卖东西，北京话叫做“练摊”。“练摊”者大多售卖生活日常用品和快餐类食品，顾客主要是收入不高的居民百姓。

　　上世纪80年代後，地摊经济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许多现在大名鼎鼎的企业家都曾有过摆地摊的经历。比如，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当年摆摊卖过减肥药；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蹬着平板车卖过运动服；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卖过光盘；阿里巴巴创始人马雲在浙江义乌卖过小商品等。

　　改革开放初期，在物质匮乏、流通渠道不畅、就业困难的大背景下，地摊经济为中国搞活市场、解决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立过汗马功劳。但近些年来，地摊经济的光景大不如前，在许多大中城市还成了被限制甚至禁止的对象。

　　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购买商品的渠道大大拓宽了。除了正规商场增多，电商的兴起已经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地摊经济的空间。同时，大中城市管理者出於整治环境、提升形象的考量，开始规範和取缔集贸市场，佔道摆摊的小商贩更是城管驱赶的目标。

　　这幾年，有关城管与地摊摊主之间的衝突没少吸引公众的关注。虽然舆论对处於弱势的流动商贩抱有天然的同情，对城管的一些不文明执法行为多有谴责，但地摊经济在大中城市逐渐没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今，在冠病疫情影响和中美矛盾加剧的衝击下，中国经济又面临新的困境，保民生、保就业成了官方的头等大事。地摊经济重登大雅之堂，就连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记者会上亲自为地摊经济站台。

　　目前，中国已有近30个城市和地区出台政策支持地摊经济。地摊经济能否恢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也在中国舆论场引起热烈讨论。

　　不过，舆论有关地摊经济的讨论，很多是带有调侃性质的段子。一些身家过亿的总裁也宣称自己准备出门摆摊，用摆摊的行为艺术让自己蹭蹭热点，做做广告。一些官方媒体也开始宣传地摊经济的好处，并罗列某些“练摊”者的成功经验。

　　对那些真正需要通过摆摊讨生活的基层百姓，官方重启地摊经济当然是一件好事，至少为他们增加收入提供了新门路。但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地摊经济可以是增加民众就业和收入的一个渠道，但要做大做强，恐怕已时过境迁。

　　与正规商场相比，地摊经济基本不用租金，所受监管也十分有限，这是地摊的优势和利润来源。但正因如此，地摊所售商品的质量、尤其是食品卫生是否合格等问题，也会让消费者心存疑虑。毕竟，现今的消费者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消费者更为挑剔，地摊经济很难再有当年庞大的消费群体。

　　对於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地摊经济的复苏更加艰难。这不仅是因为很多消费者的观念已经“升级”，也因为城市管理者不愿将过去幾年整治环境的努力付之东流。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前天宣布，针对当前北京市个别地点出现的摆摊设点、佔道经营等违法行为，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加强执法检查，依法处理这类扰乱市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

　　《北京日报》下属的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前天也发表文章，直指“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文章说，地摊经济是否适合一个城市，要由这个城市的定位做出判断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跟风。

　　也就是说，北京市管理者不会让地摊经济在北京捲土重来，其他一些大城市也有可能会效仿北京的做法。

　　但作为一种对困难群体的帮扶手段，地摊经济在中国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仍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官方在放开和扶持地摊经济的同时，也须对其进行必要的规範，不能让地摊经营场所成为髒乱差和劣质产品的代名词。否则，地摊经济恐怕达不到保民生、保就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