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社會所謂「三權分立」的爭論，不單是無風起浪，更是別有用心，企圖不斷擴大立法權、司法權，以削弱香港的行政主導，甚至藉此排拒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事實上，不論回歸前後，香港都不存在「三權分立」。香港回歸前由《英皇制誥》《皇室訓令》規定政治體制，港督由英國君主任命，控制行政、立法權。

　　香港實行「行政主導制」

　　回歸後，香港實施的是一套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與立法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的政治體制。1990年3月全國人大審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介紹了這套體制：「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為了保持香港穩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長官應有實權，但同時也要受到制約。」不論從立法原意、基本法條文，都已經排除所謂「三權分立」，香港由始至終實行的是一套中央授權的行政主導制，行政權居於主導地位，三權各有分工，但出發點不是互相制衡，更不是互相扯皮，而是互相合作，相輔相成。

　　目前香港最大問題並非是否存在「三權分立」，而是行政主導不能有效落實，司法權長期獨大，不但出現大量爭議性判決，而且司法機構內大批法官政治立場偏頗，令人質疑司法機構是否能夠保持中立，這才是市民最憂慮的地方。

　　司法獨立不代表司法獨大

　　司法獨立是香港的基石，但司法獨立不代表司法獨大，更不代表一些法官可以將自身的政治理念體現在判決之上。然而，近期多宗案件卻反映香港司法機構出現嚴重政治化的問題，值得各界關注。東區裁判法院高級二等檢控主任黃華芬就被揭發，在今年6月4日透過律政司系統向所有檢控主任發出郵件，指當日是香港國安法生效前最後一次「6月4日」，「有什麼其他事比這件事更有意義，希望大家可以做同樣的事」。這不但是公器私用，更是知法犯法。

　　又如近年判案屢屢受到質疑和批評的法官何俊堯，竟然被司法機構越級提攜，大幅升薪，更執掌「刑事案件排期」大權。這個決定完全罔顧外界觀感，令人嘩然。而早前有關黎智英的刑事恐嚇案，裁判官竟然判其當庭釋放，與以往的判決存在嚴重雙重標準，再令外界質疑有關判決是否中立或合理。

　　香港雖然司法獨立，但不代表司法機構可以不受監管、可以自行其是、可以不理輿論看法、可以在判決中完全不顧及對社會治安和國家安全的影響，對於干犯嚴重罪行者輕易保釋，在判決上從輕發落，這些都顯示香港司法獨大、部分法官判決不公等問題。與所謂「三權分立」等議題相比，司法獨大、司法偏見才更堪憂，更需要正視。（何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