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上午，北京舉行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布，鑒於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明顯緩和，決定從9月11日起進一步放寬社交限制，並擴大開放若干公共場所和私人服務設施。

　　習近平主席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指出：中國人民「奪取了全國抗疫鬥爭重大戰略成果。在此基礎上，我們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抓緊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取得顯著成效」。

　　香港取得不易成績

　　在中央支持下，香港抗擊疫情也取得了不易的成績，但是，同內地和澳門比，差距不以道里計。香港9月11日開始放寬社交限制和擴大開放若干公共場所和私人服務設施，未回到第二波疫情被遏制後的狀況，亦即是說，第三波疫情仍未被遏制，遑論抗疫取得戰略成果。

　　根據內地和澳門的經驗，抗疫取得戰略成果的標誌是，無論輸入型還是本地反彈型疫情一旦發生或出現，在短時間內就能將之撲滅，不影響除疫情爆發地外其他地方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疫情爆發地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也在短時間隨疫情被撲滅而恢復正常。

　　毋庸諱言，香港距那樣的境界有若干困難和障礙必須克服。首先，特區政府必須對新冠病毒在香港750萬居民中的存在狀況心中有數。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取得了部分成果，仍需採取措施加以完善。其次，特區政府外防病毒輸入必須與恢復對外交流取得平衡。至今，依然是接近於封關而嚴重打擊本地高度依賴對外交流的服務行業。

　　國家治理體系的優越性

　　為什麼內地和澳門能夠取得抗疫重大戰略成果而香港尚不能？歸結到根本一點，即：制度差異。

　　習主席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指出：「衡量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優越，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風險挑戰面前，能不能號令四面、組織八方共同應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非凡的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行能力，能夠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的獨特優勢，這次抗疫鬥爭有力彰顯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越性。」

　　有人會詰問：「澳門不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嗎？」對，澳門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人民貫徹「一國兩制」是自覺以「一國」為前提和基礎，自覺把澳門的管治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在澳門抗疫中，澳門政府展現了出色的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行能力。

　　為建立常態化抗疫體制機制，把握抗疫與經濟社會生活之間平衡，需要在疫情最初爆發時「壯士斷臂」，例如，內地的武漢封城，澳門的關閉博彩場所。糟糕的是拖泥帶水。

　　在香港，有一種觀點：特區政府在抗疫與恢復經濟活動之間採取「升降機戰術」──疫情出現反彈，收緊社交限制和關閉部分公共場所和私人服務設施；疫情緩和，放寬社交限制和開放被關閉的場所和設施。坦率地說，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防抗疫情的體制機制，那麼，如此收或鬆的反覆折騰，必將拖垮香港經濟，並激發社會騷動。

　　抗疫差距在於體制

　　香港同內地和澳門一樣，抗疫已8個多月了。是時候承認香港在抗疫上的差距在於體制。香港太過崇尚個人自由，而輕視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這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般現象，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其中一類現象。在香港，英國管治時期香港居民享有的自由也是有限的。為對付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九七前夕港英當局修訂一系列香港法律，讓親西方的香港社會有更多個人自由。如今，為了抗疫，特區政府必須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建立香港居民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的應有平衡。

　　「健康碼」是香港恢復內部正常經濟和社會活動，以及恢復對外交往的必需工具。前提是建立香港全體居民健康狀況的大數據庫。特區政府不能再猶豫。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來全球發生的、最嚴重的傳染病之一，戰勝疫情必須全球層面體制機制改革。內地和澳門抗疫鬥爭，向全世界充分展現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擔當。香港豈能故步自封？（周八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