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哲

　　警方修訂《警察通例》的「傳媒代表」定義，引起反對派的激烈反應，批評是損害香港新聞自由，甚至說「香港新聞自由已死」云云。無疑，以上說法皆上綱上線，與實際情況明顯不符。

　　什麼是「新聞自由」

　　筆者不禁要問，修訂後的新聞環境，具體操作跟前有何分別？是否等於說，日後記者採訪皆被封殺？答案顯然是「不」。那麼，是否市民舉機拍攝都被禁止？答案同樣是「不」。警方消息便指，無論誰人，只要其行為不阻礙警方執法或不作出非法行為，警方皆不會阻撓；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強調，新指引是為封鎖區內傳媒採訪的管理安排，對新聞工作者的依法採訪工作毫無影響。

　　換言之，日後出現的示威活動，大家仍可看到大批記者--不論真記者還是假記者——在現場出現的畫面，全港市民亦可一起舉機拍攝整個過程。所不同的，只是不符新定義的「記者」，或不能夠進入封鎖區——可是，他們仍可在封鎖區外進行拍攝；而且，「記者」如阻差辦公，甚至協助「搶犯」、襲警等等，警方則可更易阻撓繼而拘捕。

　　眾所周知，自由不是無限的，新聞自由亦然；可惜，香港卻總有人高舉絕對的自由，但凡有些微影響都上綱上線。客觀而言，香港市民所享有的採訪自由是否受損？確然，「假記者」或不符新定義的「記者」，其自由無疑有所減少。不過，這種自由的減少跟新聞自由受損，是兩碼子事。

　　簡單比喻，在市民非常熟悉的運動賽事，如世盃、奧運等，絕對都有類似的管理安排——相關盛事裏的記者，都要獲得主辦單位所發記者證，而非所有人都可隨便進入比賽場區拍攝或採訪。試問，這豈非干擾了新聞自由？不過，古今中外，究竟誰又覺得上述安排有損新聞自由了？可見，自由不是無限，管理應屬必須。否則，比賽現場肯定混亂不堪！運動員本身亦很可能遭受安全威脅！同一狀況，也適用於世貿、世衛等國際活動及記者會，記者既須另行登記，未登記者亦不能隨便進出會場。

　　退一萬步說，若然發生持械案件，又或兇案現場，記者一般都不能夠隨便進出現場，更莫說是其他閒雜人等了。示威現場本身，往往存在違法分子，警方亦正進行拘捕；記者過於介入其中，多少會干擾執法工作，其餘閒雜人等包括由示威者所冒充的「假記者」，自然更不應該在現場出現了。莫非他日警方正與悍匪對峙，悍匪同伴又可自稱記者而隨便走入現場嗎？道理簡單不過。

　　登記標準毫無政治成分

　　回顧香港過去，示威現場便不乏混亂場面了，這窘況相信是眾所周知，亦是必須解決的問題。警方將記者定義修訂至與政府新聞處統一，避免「假記者」魚目混珠令現場更加混亂甚至進行違法活動，誠是合法、合理之舉。

　　何況，政府新聞處所訂的登記標準，只要細看條文細節，便可知道當中毫無政治成分。事實上，由藍媒到黃媒，都出現在政府新聞處的名單之內，所涉傳媒機構超過200多間，包括不少網媒。如果有人希望採訪，只要依法按既定方法登記便成，不見得過程裏有所謂「政治篩選」甚而封殺記者。

　　弔詭的是，反對派的其中一個說法，並非完全反對登記制度，而是反對為何不承認親反對派的記協記者證。箇中所涉矛盾顯而易見：如果反對派是支持絕對自由，即人人都有絕對採訪權，包括可自由進出指定場地，又何須記協發出記者證？記者證本身難道不就阻礙了絕對的新聞自由？事實上，反對派誠非反對記者發牌制度，而只是反對官方發牌制度，又或者要捍衛記協作為全港唯一的記者發牌機構！

　　記協的角色與目的

　　由會計師牌，到醫生經營牌照，發牌者既有官方亦有私營。箇中關鍵是，政治因素從來不應作為發牌準則，更莫說由一家充滿政治味道的機構全權發牌。記協究竟是個什麼機構，相信每一香港市民都深知甚詳；難道如教協之類，又要包攬教師的發牌制度？現在黃營大搞各行各業新工會，難道他們又要盡攬全港所有行業的發牌權力？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包括要看清記協在今次事件裏的角色與目的，究竟何者「去政治化」，誰又真正「泛政治化」。

　　惟說到底，警方不是要搞什麼記者發牌制度。一來，負責登記的單位是政府新聞處，而非警方，這是必須釐清的。二來，相關發牌亦無任何政治成分，大家只要看過名單上的逾200家傳媒機構便可一清二楚。三來，新修訂並未影響示威活動裏的新聞自由——不符「記者」定義者的採訪自由確受影響，但這跟未登記的體記不能進入運動場區一樣，這不見得會令新聞自由受損。